要想順利報銷就要給“好處費”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guī)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捻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zhàn)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wù)制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tǒng)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guān)鍵的是戶部的態(tài)度。如果戶部高抬貴手，什么不合規(guī)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里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他們的審計關(guān)。那么，戶部的態(tài)度是由什么決定的呢？視“部費”也就是“好處費”多少而定。報銷前，曾國藩托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報銷一節(jié)……托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厘三毫無可再減。……皖蘇兩局前后數(shù)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若輩欲壑，真難厭也。”也就是說，李鴻章托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fēng)。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1.3%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yīng)的。怎么辦呢？只有繼續(xù)公關(guān)。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個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jié)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復(fù)到了。出于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勛，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于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fā)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畢竟以后他還需要和戶部打交道。

　　曾國藩也有“小金庫”

　　那么，以上這些開支，錢都是從哪來的呢？

　　原來，曾國藩在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我們說過，總督的平均陋規(guī)收入一年會有十八萬兩。那么曾國藩不許下屬給他送貴重禮物，不收現(xiàn)金，這樣就少了一大塊。此外，他還不收各州縣送的陋規(guī)。但是鹽運司送的“緝私經(jīng)費”，上海海關(guān)、淮北海關(guān)等幾個海關(guān)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金錢來源。因為這些單位，是有錢單位，如同今天的煙草專賣局，你不收，他們也發(fā)作福利了。

　　小金庫的用途，則主要供曾國藩官場應(yīng)酬打點之用。曾國藩同治七年底進京，一路路費和生活費，在京中送禮所用，再加上帶到直隸總督府的兩千兩零花錢，全系“小金庫”中的錢，并沒有動用自己的“養(yǎng)廉銀”。曾國藩的養(yǎng)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后路糧臺”的“小金庫”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么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里。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其下余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shù)）姑存臺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就是說，家里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曾國藩要求“散掉”時不可為人所知，“凡散財最忌有名”，這是因為“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他還說：“余生平以享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這是解讀曾國藩為官風(fēng)格最關(guān)鍵的兩句話。一方面，曾國藩確實是一個清官。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xiàn)存資料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但另一方面，曾國藩也接受官場潛規(guī)則，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場生存者。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yīng)該歸入“非典型類清官”。也就是說，內(nèi)清而外濁，內(nèi)方而外圓，只要清官之實，不要清官之名。為什么呢？這是因為曾國藩的志向，不是“當清官”，而是“做大事”。

　　張宏杰（歷史學(xué)者，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嘉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