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鴻生命》

張子康 紅梅 主編

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7月版

泰戈爾像（水墨設色紙本） 51×50厘米 1940年 徐悲鴻 徐悲鴻紀念館藏

回溯20世紀中國歷史的煌煌巨變，是一代思想巨擘和實踐先驅者們照亮了整個民族前行的方向。徐悲鴻是20世紀中國繪畫史、繪畫思想史以及美術教育史開創(chuàng)時代風氣之先驅者與奠基人，一生致力于復興中國藝術，力主“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者融之”的鮮明立場，提倡“盡精微，致廣大”，將素描和寫生為基礎的寫實繪畫體系引入中國畫，以現(xiàn)實主義復興中國藝術的現(xiàn)實觀照，在尋求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為中國繪畫的現(xiàn)代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且身體力行地推行，深遠地影響了中國藝術的現(xiàn)代發(fā)展進程。

徐悲鴻深感肩負家國與時代的雙重使命，一生為“中國畫改良之方法論”謀方案，為美術教育謀現(xiàn)代啟蒙，為中國藝術的國際傳播謀路徑。對他的藝術思想的研究，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下回看，仍舊可以為后學提供助益和參照。

從1918年的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到1950年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從事美術教育的歷程長達30余年。其間，歷經南國藝術學院、北平大學藝術學院、中央大學藝術系、北平藝專、中央美術學院；留學、出訪歐洲，與教學相輔相成，互為補益。徐悲鴻在美術教育方面力推以素描和寫生為基礎的寫實主義教育體系。他說：“研究科學，以數(shù)學為基礎；研究藝術，以素描為基礎?！彼母牧寂芍鲝埮c保守派和融合派代表的不同立場在20世紀初葉中國畫壇上掀起激烈論爭，將中國畫的蛻變引向了不同方向。改良派旗幟鮮明，雖阻力重重，但卻在徐悲鴻的困知勉行下，在1935年任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后得以實施并逐步完善，可以視為是西方科學引入中國現(xiàn)代美術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寫實主義教育體系為中國美術培養(yǎng)了蔣兆和、吳作人、李可染、周思聰乃至活躍在美術界的一大批棟梁，啟迪民智，開啟了中國人觀察世界、表現(xiàn)世界的新角度和新方法。

徐悲鴻一生的藝術追求都在平衡中西兩種繪畫語言方面做著嘗試和探索。他提出的“中國畫改良之方法論”，對寫實認識和對現(xiàn)實主義的力倡，出于他的藝術理解和對中國藝術所承擔的歷史責任的判斷。徐悲鴻特別注重藝術所能發(fā)揮的啟蒙作用，而在他的理解中，啟蒙的作用需要繪畫通過有效的可傳達性才能實現(xiàn)。這也導致了他對現(xiàn)代派繪畫夸張怪誕和左翼美術的簡單政治宣傳的嚴厲批評。

1923年，徐悲鴻的油畫作品《老婦》入選法國國家美術展覽會（沙龍），其繪畫水平可與歐洲同期藝術家相媲美，并先后有《簫聲》《奴隸與獅》《撫貓人像》《馬夫和馬》等杰作問世。1927年，在回國前夕，法國國家美術展覽會展出了他的9件作品。雖主張以寫實技法改良中國畫，仍兼融中西，創(chuàng)作諸如以西方油畫藝術語言表述中國傳統(tǒng)題材的《田橫五百士》等，以及以現(xiàn)實主義技法融入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九方皋》《村歌》《負傷之獅》《巴人汲水》《巴之貧婦》和《漓江春雨》等富有時代感的新國畫，都是他個人藝術思想和主張的直接體現(xiàn)。徐悲鴻重視中華文物的保護，1937年在香港以重金購得宋人畫《八十七神仙圖》卷，并一生珍視。他慧眼識才，推舉大量美術人才，齊白石、傅抱石、蔣兆和、吳作人和黃胄等中國畫壇的大師級人物為美術教學貢獻殊深。他積極將中國文化傳播于世界舞臺，1933年起應法國國立美術館之邀請，赴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覽，開幕式有法國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及各界人士3000多人參加，報刊發(fā)表評論文章200余篇，觀眾超過3萬人。之后又應邀在意大利米蘭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并先后在比利時、德國柏林和法蘭克福舉辦徐悲鴻個人作品展覽。1934年5月1日在蘇聯(lián)紅旗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展覽期間，他應邀到蘇聯(lián)美術協(xié)會、美術院校等多處講演。接著，畫展又到列寧格勒（圣彼得堡）的隱居博物院舉行。1938年，受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邀請赴印度3年，完成國畫《愚公移山》，贊譽中國民眾堅忍的毅力和奪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頑強意志。

關于徐悲鴻的研究著作，學者觀點眾多，時至今日我們需要有更多維度，將其藝術思想映照到我們當下的藝術實踐中?！侗櫳返某霭妫窃噲D從多角度對徐悲鴻的創(chuàng)作生涯進行梳理，為讀者呈現(xiàn)其藝術發(fā)展的歷程。

徐悲鴻的一些重要作品《愚公移山》《田橫五百士》《巴人汲水》《奔馬》等都悉數(shù)在畫冊中予以呈現(xiàn)，并探究其背后的學術脈絡。高清晰度的原作圖版將輔之以廣泛搜集的創(chuàng)作樣稿、素描稿等，以期還原徐悲鴻繪畫創(chuàng)作的思考過程。如果沒有寫生素描這樣的過程，徐悲鴻的眾多肖像創(chuàng)作，諸如《泰戈爾像》等，或許就不會有如此生動有深度的傳達，這恰恰是徐悲鴻中國畫形式語言改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還包括把人體作為一種形式語言納入到中國畫中，比如《愚公移山》《田橫五百士》等作品，用色上雖有西畫的色彩因素，但基本上保留了中國的固有色元素，相關的學術論述已經很多，畫冊將采用比對法，直觀地呈現(xiàn)這些細節(jié)，使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對照分析徐悲鴻的這些作品。

徐悲鴻在藝術思想、藝術創(chuàng)作、藝術教育、藝術活動等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歷史成就，至今仍然是中國美術界的一座寶庫。在新的歷史時期，需要我們秉持初心，持續(xù)而深入地挖掘和研究徐悲鴻這樣思想鮮明、影響深遠的藝術家，以滋養(yǎng)當下的藝術。鑒古通今，而不是膠柱鼓瑟，這是《悲鴻生命》希望表達和傳遞的。在此次出版中，我們盡力保持徐悲鴻研究的學術觀點和眾多作品的客觀呈現(xiàn)，不僅是對其作品的梳理，更是對廓清20世紀中國美術的歷史脈絡的一次嘗試，具有歷史及現(xiàn)實的雙重意義。（張子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