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書》的成因和解讀

魯迅在廈門期間還寫下了《華蓋集續(xù)編的續(xù)編》中的七篇雜文，以及致許廣平信77封，后收入《兩地書》，共17萬余字。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1日，止于1932年11月26日。但1933年4月以青光書店名義公開出版時，未收他們1932年的來信，其余按時間順序分編為三集：第一集是北京時期，從中可以了解魯迅跟許廣平如何在女師大風潮期間由相識到相戀，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的內容較多，“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第二集廈門到廣州，寫于1926年5月4日至1927年1月17日，表現了魯迅如何克服戀愛中的自卑心理，實現了由覺得自己“不配愛”到“可以愛”的態(tài)度轉變。第三集北平至上海，始于1929年5月14日至6月1日，當時魯迅第一次從上?；乇逼教揭暷赣H，許廣平正值懷孕待產期，所以魯迅充分表現出他作為體貼丈夫和慈愛父親的柔情一面。這批通信跟1932年魯迅跟許廣平的通信是真正意義上的情書，不僅稱謂采用了昵稱：魯稱許為乖姑姑、小刺猬、小蓮蓬，許稱要為哥、姑哥、小白象，信中還有很多綿綿情話，是魯迅夫妻生活情景的真實展露。

《兩地書》既然是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私人通信集，為什么會出來公開出版呢？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一、這本書貌似平凡，實際上有其深刻的社會意義，這是細讀之后能夠感悟到的。二、對于魯迅和許廣平有其不言自明的紀念意義，同時可以留贈他們的孩子，讓他們知道父母經歷的真相。三、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這一點除有一位叫甘智鋼的研究者曾經提及之外，很少有研究者談到，甚至諱言，但魯迅1932年8月17日致許壽裳信中就明言，“為啖飯計，擬整理弟與景宋通信，付書坊出版以圖版稅”。魯迅又明確向書店老板李小峰說明出版《兩地書》須先付版稅，因為當時孩子接連生病，北平親屬又虧空了一筆錢。結果《兩地書》出版之后受到讀者歡迎，一年重印了九次，總印數達6500冊，收到了1625元版稅，相當于當時一個高層人士的半年收入，實可謂豐厚。

《兩地書》作為書信體的作品，顯示出率性而談，直抒胸臆的共性。書信的特點是具有私密性，從中可以透視作者的豐富人性，但表達的往往是一時一地的情感和看法，不像學術著作和政治文件那樣字斟句酌，持論嚴謹，因此不宜把寫信人與受信人之間的心靈溝通當成對某人某事的定評。事實上，目前我們看到的《兩地書》既有原信，也有修訂本。魯迅修訂時不僅潤飾了文字，而且刪掉了一些不宜公開或不盡妥當的內容。這表明真正私人書信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兩地書》的某些局限性在廈門時期的書信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因為魯迅當時遭到北洋軍閥和學界“正人君子”的雙重迫害，南下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跟愛人兩地暌離，周邊的人物在他眼中又大多言語無味，所以心情難免孤寂郁悶，評人論事時有憤激之言。比如他對廈門大學的評價是：“據我所覺得的，中樞是‘錢’，繞著這東西的是爭奪，騙取，斗寵，獻媚，叩頭。沒有希望的?！奔词刽斞杆杂心承┦聦嵰罁?，對廈門大學作如是評價也是以偏概全。因為廈門大學是愛國華僑陳嘉庚捐資籌辦的一所私人大學，當時正值國際經濟蕭條時期，學校百廢待興，開支甚巨，對教職員薪酬又特別豐厚，所以經費有時捉襟見肘，引發(fā)了理科和文科的經費分配之爭。這種情況其他學校也有，應該給予同情的理解。

魯迅對當時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也不滿，認為他是“英國籍的中國人”，又特別“尊孔崇儒”，所以覺得跟他不同調。林文慶是新加坡人，而新加坡當時是英國殖民地，所以他當時加入英國籍，跟貪官拿外國綠卡有著本質不同。林文慶為了凝聚東南亞華人的民族感情，用弘揚傳統文化作為紐帶，這也跟復辟帝制的人拿孔夫子當敲門磚有本質不同。

在廈門大學的同事當中，魯迅不喜歡顧頡剛，但顧頡剛畢竟是一個有貢獻的歷史學家，中國現代史學“疑古派”的領軍人物。他在文藝界并不屬于“現代派”，而跟魯迅同屬“語絲派”。魯迅在書信中對顧頡剛最大的不滿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事實證明是言過其實，顧頡剛推薦的其實只有潘家洵與陳乃乾兩人，不像魯迅所說有七人之多，而且陳乃乾并沒有來廈門，潘家洵的確是廈大文科外語系急需的人才。所以，我們在閱讀魯迅廈門時期的通信時，要客觀全面地看問題，不能簡單化的以魯迅的某些言論定是非。

魯迅在廈門期間還將他的早期文言論文和早期雜文編成了一本文集，叫做《墳》。在《墳》的《題記》中魯迅明確指出《墳》中的文章有些“體式上截然不同”，所以現在把《墳》說成雜文集是從寬泛意義而言。魯迅還提到這本書是幾個朋友替他搜集、抄寫、校印的。這“幾個朋友”是誰？他們各自做了哪些工作？我認為很值得研究。魯迅為《墳》撰寫后記（《寫在〈墳〉后面》）是在1926年11月11日。文中寫道：“今夜周圍是這么寂靜，屋后面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边@簡直是一幅有聲有色的廈門民俗畫，可以遙想魯迅當晚從廈門大學宿舍的窗口眺望南普陀寺的情景。文中還記敘了一個讀者買魯迅著作的場面：“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放在我手里，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边@又是一個多么溫馨的畫面，表現了讀者對魯迅的摯愛和魯迅對讀者高度負責的寫作態(tài)度。至為重要的是，這篇后記表達了魯迅埋葬過去、立志謀新的求索精神。魯迅強調“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更是閃耀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之光。這種光芒照亮了他日后的征程，預示了他后來的廣州時期和上海時期的思想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