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5日，北京故宮太和門廣場上，人們在一片繁忙中開始了故宮文物南遷的計劃。3月5日，滿載故宮文物的大箱子中的一部分出現(xiàn)在了上海南市招商局的金利源碼頭上。第二天的《申報》立即刊登了這則消息：“南遷古物昨午抵滬，共一千零五十四箱，存儲仁濟醫(yī)院舊址”。誰又能知道，在這短短一行字背后，有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又有多少舍生忘死的國寶守護人。

10月13日，由中國上海國際藝術(shù)節(jié)中心舉辦了一場“‘國之重寶在上?！蕦m文物南遷文化走讀活動”，致敬用生命守護著國寶的安危和民族的復(fù)興希望的故宮護寶人。

體驗故宮文物抵滬存放和離滬赴寧的兩條路線

此次行走活動帶領(lǐng)參與者體驗了故宮文物抵滬存放和離滬赴寧的兩條路線。在行走過程中，抵滬存放路線相對簡單清晰：新開河路人民路路口小廣場（金利源碼頭舊址，文物由船運到達上海處）—天主堂街26號仁濟醫(yī)院舊址（今延安東路四川南路口，主要文物存放上海地點）—四川路32號業(yè)廣公司貨棧（今四川中路元芳弄北側(cè)）。

故宮文物抵滬存放和離滬赴寧的兩條路線

由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往南看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街景，故宮駐滬辦事處附近

而離滬赴寧的路線則遇到了考證上難題，現(xiàn)在已經(jīng)確準的路線是：四川路32號業(yè)廣公司貨棧（今四川中路元芳弄北側(c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虞洽卿路（西藏中路）—靜安寺路（南京西路）—卡德路（石門二路）—麥根路（石門二路）—蘇州河舢廠新橋（恒豐路橋）—金陵路（秣陵路，也曾成為麥根路）—康吉路—麥根路車站（上海站）。

麥根路站和鐵軌，約位于今石門二路北段，泰興路，西蘇州路，淮安路附近

線路策劃者、來自人文走讀潮牌V-Cité的吳佳麗在行走過程中，介紹道，“在這條路線中，我們有趣的看到了三次麥根路，而正是這個麥根路讓考證難度難上加難。麥根路，即Markham Road，在上海租界時代的道路里面不算知名。眾所周知，上?，F(xiàn)有的金陵路東側(cè)靠近外灘，西側(cè)靠近淡水路，按照路線來看，走的是現(xiàn)有這條金陵路的話等于重新折返，顯然這是不合理的。翻閱資料才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秣陵路，在1921年剛剛筑成的時候也被命名為金陵路，直到1947年才因與黃浦的金陵路重名，而改名秣陵路。除去這一條，現(xiàn)今上海還有五條馬路都曾經(jīng)是麥根路的一部分：石門二路、康定東路、泰興路、西蘇州路、淮安路。這五條都屬于當時的法租界，而秣陵路則屬于華界閘北?！?/p>

“國之重寶在上?！薄蕦m文物南遷文化走讀活動

“1900年，閘北商埠開辟，8年后，滬寧鐵路通車，1913年，由英商控制的鐵路貨站成立。當時由于貨主多來自租界，而從貨站前往租界必然要經(jīng)過當時的麥根路，也就是現(xiàn)在石門二路的最北段，所以貨站也跟著叫做了麥根路車站，直到1947年，閘北的金陵路才因為避免和現(xiàn)在的金陵路重名而改叫秣陵路。這種巧合和當時華界、租界各自相對獨立管轄有關(guān)系，才會出現(xiàn)同一條路名出現(xiàn)在不同區(qū)域的情況。也正是這一段資料更加印證了文物如果要通過鐵路赴寧，路線肯定與貨主前往租界是相一致的，他們必然也是經(jīng)由麥根路中的石門二路行車，而非其他四條馬路?！眳羌邀愑盅a充說。

文物南遷

文物來滬后的存放與安保

1933年的中國，風(fēng)雨飄搖、動蕩不安，“九·一八”事變之后，東三省淪陷，距離只有200公里之外的北京故宮惴惴不安。原定1933年1月31日起運，但因車輛不夠分配和受到阻撓，拖延了數(shù)日。1933年2月5日上午，十多輛汽車和三百多輛人力排子車先后進入午門。故宮職員給每輛車都粘貼上號志，每個汽車司機、木板車工人都在胸前別上一枚圓形紙質(zhì)“吉”字徽章，作為保證安全的標識，也是對南遷路上的吉祥平安的衷心企盼。當晚9時，三百多輛載滿木箱的雙輪人力木板車（排子車），向正陽門（前門）外的火車西站進發(fā)，正式開啟了南遷之路。

1933年字林洋行出版的上海地圖上，故宮文物存放地（途中標有H）

故宮物品第一批2100余箱，博物院派簡任秘書吳瀛率同職員14人，隨車照料，一共21節(jié)車，張學(xué)良派憲兵百數(shù)十人押車保護。出于安全考慮，火車沒有直接走京滬線，而是舍近求遠，繞道平漢線鄭州轉(zhuǎn)隴海線徐州，兜圈上京滬線。2月10日到達南京長江北岸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因為有人提出要將文獻館里的檔案材料單獨遷往西安而發(fā)生爭執(zhí)，導(dǎo)致文物在浦口車站滯留了近一個月。3月3日，故宮文物從浦口列車上卸下，分批渡過長江，約有一半（多為文獻檔案）暫存南京行政院大禮堂，其余的1054箱，由上海招商局的江靖輪載著，1933年3月5日中午12點左右抵達上海外灘金利源碼頭。

1936年出版的《九十年來為華人服務(wù)之仁濟醫(yī)院》上的有關(guān)故宮文物存放地的記載

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偵緝隊長盧英率領(lǐng)數(shù)百名偵緝隊員和水巡隊的警察，早已在碼頭森嚴戒備。上海警備司令部出動了一支部隊，法租界巡捕房也派了多名巡捕，協(xié)助維護秩序。護送文物的除了原有的北平憲兵、故宮押運人員及警衛(wèi)外，行政院命令首都南京憲兵司令部另派一個機關(guān)槍連。押運官員為行政院參事陳銑，朱宗良，書記官翟宗翰，收發(fā)主任汪今亮等。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在碼頭迎候。下午1時許，雇請的茂泰洋行十多輛運輸車，來回跑了數(shù)趟，才全部送到了文物存放地——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號。每個車次，都有故宮職員和偵緝隊員各一名隨護。文物入藏的第三天，時任代理行政院長的宋子文與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就特地到庫房巡視，《申報》以《宋子文昨日視察運滬古物》為題對此進行了專項報道。

1932年出版的《字林西報行名錄》上關(guān)于天主堂街26號的記載

文物的存放地為一座七層樓房，鋼筋水泥結(jié)構(gòu)，高大堅實。1931年前后，此地因仁濟醫(yī)院舊址改造，一度作為臨時診所使用。仁濟新院落成后，作為中央銀行堆棧，當時談妥租金為每月3750兩白銀。租下后，認真維修，所有窗戶都安了鐵柵欄，四周打樁圍起鐵絲網(wǎng)。故宮方面與上海市警察局、租界巡捕房商議制定了周密的安全保衛(wèi)措施。庫房有偵緝隊和巡捕各五名，負責(zé)庫房日常防護；一樓隔出一些空間作辦公室和巡查人員休息室；所有門窗都安了電網(wǎng)；一樓和三樓裝上了報警電鈴，與巡捕房相通；庫房外圍設(shè)置警崗，由故宮院警、租界巡捕和海關(guān)關(guān)員日夜輪流值班。庫門鎖鑰由故宮人員和受國民政府行政院委托負責(zé)保管工作的中央銀行職員各執(zhí)一把，必須兩人同時到場，方能開啟。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地址先是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亞爾培坊，后移永安街永安坊。1933年5月23日，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文物安全抵達上海，保存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倉庫里，總計19557箱（其中故宮博物院文物13491箱，包括古物館2631箱，圖書館1415箱，文獻館3773箱，秘書處5672箱，附運文物6066箱，包括古物陳列所5415箱，頤和園640箱，國子監(jiān)11箱）。1933年7月，正式成立了故宮臨時監(jiān)察委員會，負責(zé)監(jiān)視工作。該委員會由上海市參議院、國立中央研究上海地方法院各一名代表和故宮代表二人組成。凡是移動和開啟文物箱子，都要先商得監(jiān)察委員會的同意，并派一名委員臨場監(jiān)視，才能進行。1933年8月10日，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及監(jiān)察委員會在一品香召開記者招待會，由馬衡向社會各界報告文物南遷的經(jīng)過，及到滬后開箱檢驗情況。

故宮人在滬工作情形

從1934年6月4日起，故宮駐滬辦事處開始著手對每件文物進行詳細登記造冊，歷時兩年半，直到文物轉(zhuǎn)移去南京，仍未完成該項工作。已清點部分，按新編號碼編印成《存滬文物點收清冊》。馬衡用四個字作為這些文物的代號：原古物館的2631個箱子編號前都冠“滬”字；原圖書館的1415箱都編為“上”字；原文獻館的3766箱都用“寓”；原秘書處裝的5608箱則寫“公”，聯(lián)起來，就是“滬上寓公”。

文物在上海期間的兩件大事：出國展覽與《四庫全書》的出版

文物在上海存放期間，除了常規(guī)的清點、整理以外，還曾走出過國門進行展覽。為了參加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國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故宮博物院在南遷文物中，精選了瓷器、書畫、銅器、玉器、織繡、古籍、折扇、景泰藍、漆器等文物1022件。值得一提的是，負責(zé)鑒定這批精選文物的人員有吳湖帆、葉恭綽、徐邦達、王己遷以及德國人孔達。

1935年《申報》上刊登有關(guān)文物赴倫敦展覽的相關(guān)消息

1935年4月8日先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二層進行預(yù)展，原定4月30日閉幕，由于觀者絡(luò)繹不絕，不得不延期到5月5日才結(jié)束。1935年6月7日，展品由英國的薩?？塑娕炦\送，從上海起航，7月25日抵達倫敦，在皇家藝術(shù)學(xué)院的百靈頓大廈展出，轟動歐洲，吸引了42萬多名觀眾，平均每天4000多人，最多時一天2萬多人。英國王室和內(nèi)閣成員均前往參觀。更有丹麥、挪威國王，瑞典皇太子，及歐洲各國官員、藝術(shù)家，從四面八方遠途而來。1936年4月8日，展品由美國郵輪藍浦拉號載運回中國，途經(jīng)直布羅陀海峽時，遇狂風(fēng)巨浪而擱淺，后由英國五艘海軍軍艦艦艇拖挽進深海而脫險。1936年5月17日安全抵達上海。

1933年11月18日《申報》上刊登的商務(wù)印書館在故宮古物儲藏所影印《四庫全書》的新聞報道

故宮文物的南遷，還意外地促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即文淵閣《四庫全書》選本的影印出版。早在1917年商務(wù)印書館的負責(zé)人張元濟即有心進行這項偉大的工程，然而歷經(jīng)十數(shù)年的嘗試，該計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數(shù)度流產(chǎn)。1933年3月當故宮收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隨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后，影印《四庫全書》的希望再度燃起。很快，教育部與商務(wù)印書館簽訂合同，經(jīng)過專家多方論證，最終決定出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從1933年11月17日開始，在天主堂街二十六號故宮博物院上海儲存處空地，建起臨時攝影工場，到1935年7月分四期陸續(xù)將選定的書目出齊，共計231種，分裝1960冊。商務(wù)印書館影印《四庫》的愿望，歷時18年，遭遇四次挫敗，終于在第五次取得初步成功。雖然未能全文影印，付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議，但出版后廣受歡迎，反響強烈。

第二十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shù)節(jié)展演劇目《海棠依舊》

文化行走活動后，特邀《海棠依舊》編劇、故宮副研究館員王戈在徐匯區(qū)首席公館酒店作題為“記憶與認同：用話劇《海棠依舊》重溫故宮文物南遷”的講座。王戈從故宮人的角度，向觀眾講述國寶的特殊意義，古物南遷是怎么的壯舉，《海棠依舊》是個什么故事，出演這部作品的故宮年輕人平時都在做著哪些有趣的工作。

1947年春，經(jīng)過抗戰(zhàn)洗禮，西遷文物和故宮同仁帶著家屬聚首重慶組織了一次修禊雅集，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劫后重生的喜悅。然而他們不知道，故鄉(xiāng)北平其實很遠，很多人一輩子都沒能再回去。

據(jù)悉，此次活動由中國上海國際藝術(shù)節(jié)中心主辦，由滬上新晉人文走讀活動品牌V-Cité以及中國首家城市歷史文化遺產(chǎn)精品酒店首席公館、上海對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策劃協(xié)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