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在上海寓所辭世。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他不但沒有收獲公眾應(yīng)有的尊重，反而在去世時背負了“監(jiān)守自盜”的惡名。一樁莫須有的“故宮盜寶案”，因為構(gòu)陷對象是易培基，也成了轟動一時的“易案”。

彌留時，易培基將一份陳情書托老友轉(zhuǎn)交給國民政府。他寫道：“惟是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guān)于國內(nèi)外觀聽者匪細。”最后時刻他仍希冀國家能還他清白。然而這樁冤案本就是當權(quán)者一手炮制，為了一己私利他們不但可以把國法玩弄于股掌，更不惜置他人于死地。

一樁毫無懸念的冤案，竟長達十幾年不能結(jié)案，它也成為管窺國民黨政治生態(tài)的一個標本。

悍婦的舉報信

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務(wù)委員會，控告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擅自處理故宮物品，盜賣故宮古物。

當時，故宮正在處理清宮與歷史藝術(shù)無關(guān)的物品。在一般人眼中，皇宮大內(nèi)全是稀世珍寶，隨便一個東西就價值連城。有句老話叫“破家值萬貫”，普通人家天長日久還會攢下許多沒用的東西，何況宮里積累了好幾百年，“破爛兒”就更多了。當然，皇宮中的“破爛兒”并非真“破爛兒”，而是那些與歷史藝術(shù)無關(guān)的生活用品，比如綢緞、皮貨、衣料、衣服、茶葉、藥材、金砂等。這些東西，有的是內(nèi)務(wù)府采買來的，有的是各地方官進貢來的?；实酆箦碛貌槐M，經(jīng)年累月便堆積下來，有的東西甚至已經(jīng)在宮里堆放好幾百年了。據(jù)說，宮中僅茶葉就堆了七間大殿。隔年的陳茶尚沒人愛喝，更別說這些幾十、上百年的老貨了。怎么處理這些生活用品？故宮博物院方面決定，公開出售，以此來貼補運營經(jīng)費。

其實早在1927年，故宮博物院就曾經(jīng)提出過“處分（即處理）消耗品”的計劃。當時，控制北京的奉系軍閥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激戰(zhàn)正酣，根本沒心思管故宮。故宮博物院的經(jīng)費來源，除了門票收入，再無其他。許多職員經(jīng)年累月領(lǐng)不到工資，都嚷嚷著要罷工。為解燃眉之急，故宮博物院決定處理一批宮內(nèi)生活用品。

為避瓜田李下之嫌，院方制訂了詳細的《處分物品保管款項規(guī)則》。他們首先聘請京師衛(wèi)戍區(qū)司令、憲兵司令和政府各部官員組成臨時監(jiān)察委員會。監(jiān)察委員主要負責監(jiān)督金砂、銀錠稱重，判斷哪些物品可以出售。像布料、皮貨、朝珠等穿戴物品自然尚可出售，而食品、茶葉等早過“保質(zhì)期”的，就只能扔進垃圾站了。

分類后，院方聘專人為這些出售物品估價。這個價格只作為出售的底價。有意購買者，可以在此基礎(chǔ)上投標。投標人要事先交納百分之五的保證金。如果中標不買，保證金概不退還。

“處分物品”計劃還沒有實施，就被人告到了警察廳。檢舉者說，故宮“處分物品”是為了給南方國民政府籌錢。于是，北洋政府下令緩辦。第一次“處分物品”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易培基接掌故宮博物院后，舊事重提。1930年，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處分本院所存無關(guān)文化歷史之物品方案”。1931年11月，經(jīng)過精心籌備，處分物品終于公開出售了。故宮方面原本打算拍賣，但是拍賣照慣例要給拍賣行提兩成傭金，太不劃算。于是，故宮決定采取公開零售的方式。每個星期日，有興趣的買家都可以到故宮專設(shè)的發(fā)售室選購。

故宮博物院所售物品雖然都是生活用品，但皇家之物品質(zhì)之高、數(shù)量之大，可想而知。原存于養(yǎng)心殿的皮貨有兩千多件，永壽宮里存的金砂有995兩多。出售前，故宮博物院請金店在宮里設(shè)了爐房，在監(jiān)察員的監(jiān)督下將金砂化成金條。

據(jù)記載，故宮博物院先后進行過三次處分物品，而易培基被人舉報時，正是在第三次處分之后不久。

當時主政北平的張學良是個見過世面之人。有人向他吹風說：“現(xiàn)在外面有好多蓋著乾隆御璽的字畫，都是故宮盜賣出去的?！睆垖W良駁道：“這些有乾隆御璽的字畫，前清的時候就流到外面了。溥儀沒出宮之前我就買到過不少，你們怎么說是他們偷盜的呢？不要被人笑話了！”

故宮方面以為張學良一番話，控案便打下去了。沒想到，兩個月后南京監(jiān)察院派來兩名監(jiān)察員周利生、高魯，專程到北平調(diào)查此事。周高二人在故宮調(diào)查了兩個星期，雖然沒查出什么所以然來，但他們還是向國民政府政務(wù)官懲戒委員會提交了對易培基的彈劾。彈劾中說：“關(guān)于盜賣古物一層，雖未查有確切證據(jù)，而出售金器一項，殊有違背法令之嫌?！?/p>

消息傳來，故宮博物院上下大嘩，到底是誰在背后搗鬼？大家覺得國民黨元老、時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張繼的老婆崔振華，嫌疑最大。

不久前，崔振華聽說故宮在出售皇家用品，也趕來選購。發(fā)售室設(shè)在神武門附近，選購者照例是要買了故宮的參觀券才能進入。崔振華認為自己是堂堂館長夫人，要什么門票，于是昂然直入?？砷T衛(wèi)并不認識她，硬是攔住她不讓進。

崔振華是有名的“河?xùn)|獅吼”。據(jù)說，當年宋慶齡、何香凝提出“聯(lián)俄抗日”的提案，張繼原本簽了名，但回去向老婆一匯報，劈頭蓋臉挨了一頓臭罵。于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眾人問他為何出爾反爾，他紅著臉說：“老婆不贊同孫夫人的主張，不讓我簽字，奈何？”

崔振華把張繼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別人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眼看被一個門衛(wèi)擋住去路，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來。經(jīng)過神武門的人，聞聲湊來看熱鬧，一時間連交通都堵塞了。此時，故宮的一名職員看到這一幕，心知這個亂子可不小，連忙告訴門衛(wèi)：“此乃文獻館張繼館長的太太?！遍T衛(wèi)一聽崔振華來頭不小，登時泄了氣，忙不迭請她進去。

崔振華哪肯善罷甘休，口中罵罵咧咧一路來到售賣室。趕巧兒，當天秘書長李宗侗當值。崔振華見了他一通發(fā)泄。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是大少爺脾氣，當面鑼對面鼓地說：“你又沒告訴我今天要來買東西，門衛(wèi)不認識你，何能怪我？”倆人你一言我一語，互不相讓，鬧得不可開交。

易培基素知崔振華是個“瘋婆子”，事后并沒有責怪自己的女婿。但以崔振華的性格，怎么甘心就此罷休，于是一個驚天大陰謀便這樣出爐了。

結(jié)怨于人事

多年后，許多故宮博物院的老人回憶起這場風波都說，崔李之爭其實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個導(dǎo)火索，其更深層次的矛盾，早在幾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與故宮博物院關(guān)系至深，可以說是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總長。素來醉心古物的他，對溥儀霸占著紫禁城十分不滿。當年10月，馮玉祥成功發(fā)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上臺的大總統(tǒng)曹錕。馮玉祥反清立場一向十分鮮明。于是，易培基與同是國民黨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動馮玉祥驅(qū)溥儀出宮。這才有了溥儀拖家?guī)Э趥}皇辭廟的一幕。

故宮收歸國有后，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從那時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宮博物院管理層的核心成員。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為國民黨和故宮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李煜瀛被委任為理事會理事長。從歷史淵源看，他們二人領(lǐng)導(dǎo)故宮博物院乃眾望所歸，而另一位被國民黨塞進故宮的張繼，就顯得有點兒不能服眾了。

張繼，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鬧革命。1920年任廣州軍政府顧問、國民黨北方執(zhí)行部主持人，也是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孫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對“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主張，成為了“西山會議派”的首腦人物。

從履歷上看，張繼與故宮博物院沒什么淵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國府委員經(jīng)亨頤提出“拍賣故宮”的提案時，張繼以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名義給中央政治會議寫了一篇駁斥呈文。張繼的文章贏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一場“拍賣故宮”的風波平息下來，而他也因為守護故宮有功進入了故宮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開的故宮博物院第一次理事會上，李煜瀛、易培基、張繼三人均被推為常務(wù)理事。經(jīng)大會討論，李煜瀛任理事長、易培基任院長、張繼任副院長，但后來張繼并沒有當上副院長，他與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結(jié)下。

1928年，可以說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當時他不但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還兼任著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和農(nóng)礦部部長。由于農(nóng)礦部在南京辦公，所以起初易培基并沒有來北平主持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院長沒到任，按說故宮的日常工作應(yīng)該由副院長負責，但易培基并沒有把這個重任交給張繼。他的同窗好友、時任故宮博物院簡任秘書吳瀛回憶，易培基對他說：“張繼神經(jīng)，又要聽神經(jīng)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p>

在易李二人的運作下，張繼沒當成副院長，只撈到了一個文獻館館長的位子。主持故宮日常工作的則是秘書長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學法國，后又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看似資歷不淺，但他能得到秘書長一職，主要因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張繼的強烈不滿，許多故宮的老人也不太服氣。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吳瀛，從草創(chuàng)期就為故宮博物院奔走呼號，如今只得了一個簡任秘書之職，不少人為他鳴不平。他在《故宮塵夢錄》中回憶，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蒼曾直言：“論勞資、論輩分，某決不應(yīng)在某之下?！边@兩個“某”指的自然是吳瀛和李宗侗。就連易培基自己也覺得有些說不過去，一再表示所謂“簡任秘書”實際上是院長助理。吳瀛自己“因為太喜歡這個博物院了”，所以并不在乎職位，但張繼和崔振華卻沒有這么大度，他們一直在找機會報復(fù)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魯發(fā)出對易培基的彈劾不久，北平《快報》記者謝振翮等7人聯(lián)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易培基圖利瀆職。他們舉報，故宮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時候價格太低，而且還處理了具有歷史價值的金八仙碗。這次舉報隨著媒體的介入，變得沸沸揚揚，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國民政府呈文，為自己申辯。

易培基指出，處分金器是經(jīng)過故宮理事會和國民政府批準的。所謂的“金八仙碗”其實是殘品，“制作惡劣，絕無美術(shù)可言”，而且故宮里類似的八仙碗很多，就連尋常金店里也有銷售。臨時監(jiān)委會認為，它們并不具備歷史和藝術(shù)價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發(fā)工資，更是無稽之談。處分物品的收益均作為基金，?？顑Υ?，賬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辯有理有據(jù)，周高二人的彈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沒有這么容易善罷甘休，他們很快又羅織了罪名，卷土重來了。

報錯電報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信，以參觀的名義來到故宮博物院。當庶務(wù)科虞科長接待他時，這位朱檢察官卻提出來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長連忙打電話請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應(yīng)允，可吳瀛卻覺得不妥：“他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參觀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經(jīng)過雙方商議，朱樹森只在院內(nèi)看文件，但經(jīng)手過處分物品的人員要隨時聽候他問話。

第二天一早，朱樹森來到故宮，李宗侗、吳瀛等參與過處分物品的人都紛紛到齊。開始朱樹森問了問處分物品的經(jīng)過，并沒什么新發(fā)現(xiàn)。正待作罷，負責處分綢緞的書記員尹起文忽然站起來，期期艾艾地說：“就是有一筆秘書長同院長購買的3000塊錢的綢緞皮貨……并不是在星期日買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樹森想抓住這個“話柄”，連忙追問李宗侗。

原來，處分物品時為了促銷，故宮方面規(guī)定購買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購買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買了二三百元皮貨，后來又買了二千五六百元東西，尹起文便建議他把兩次購物的錢算在一起，這樣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點兒錢，便欣然應(yīng)允，而且他買東西那天也確實不是公開售賣日。

其實，這并不是什么大事。頂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絕對不算違法，但在朱樹森的追問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記不大清楚了?！碑敃r也在場的吳瀛見李宗侗這副表現(xiàn)十分氣惱。事后他對李說：“物品公開發(fā)賣，為什么你買不得呢？你今天不該吞吐，高興說有就有，說無就無。什么叫‘記不清’呢？你顯得軟弱心虛。這事昨日他們預(yù)先有接洽是無疑的！”

吳瀛所料不虛，這尹起文正是張繼夫婦介紹來故宮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為無憑無據(jù)，檢舉落了個空。這一次，他們在搬來最高法院的同時，還從故宮內(nèi)部挖了許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宮博物院會計科職員秦漢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宮免職。他向張繼夫婦告發(fā)，會計科負責人蕭登青趕著辦理積壓數(shù)年的報銷，讓文具店老板改開了幾張單據(jù)。

根據(jù)這個爆料，朱樹森在故宮很快就從賬目中查出了600元單據(jù)不符。他以為發(fā)現(xiàn)了什么真憑實據(jù)，立即詢問了文具店老板李寶書。李寶書說：“我店與故宮博物院做了多年的來往生意，總是陸續(xù)送去各種文具先用，每屆月底開一總賬單交庶務(wù)科核對結(jié)賬。這次會計科編造報銷，要將筆墨紙張簿籍等分幾張小賬單開列，才符合報銷冊的欄目，故叫我店把每個月一張的總賬單分作數(shù)張小賬單。而每月我店所開小賬單的合計數(shù)目，與總賬單是符合的，并沒有多開數(shù)目幫他浮報?！?/p>

朱樹森一查，總數(shù)果然對上了，“虛報賬目”一說原來是子虛烏有。這不免令他泄氣，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樹森走了，但故宮博物院管理層仍未參透幕后黑手是誰。

1932年日本人的勢力已經(jīng)逼近平津，為保國寶無虞，故宮同人開始醞釀“國寶南遷”事宜。如今看來，“國寶南遷”在戰(zhàn)亂年代保全了中華民族的文脈，無疑是明智之舉。但在當時，無論是社會上還是故宮內(nèi)部，反對的聲音都非常大。吳瀛就曾開誠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任既重，閑話也多?！辈贿^，在易培基的堅持下，第一批“國寶”還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造訪故宮時，第一批古物剛順利運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為，發(fā)難者是沖著“國寶南遷”來的。不過，隨后從南京發(fā)來的一封電報，令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搗鬼的還是張繼夫婦。

一日，電報局將一封寫著“長安飯店，朱樹森先生”的電報送到了吳瀛家。朱樹森當時已返回南京，電報無法投遞。由于電報局的工作人員是吳瀛的朋友，知道朱樹森是為故宮博物院而來，因此便將電報送給了吳瀛。電報上這樣寫道：

佳電緩辦，即查古物有停運否？俾轉(zhuǎn)政院，勿藉案停運。張囑尹即來，費先籌給，程已保外否？并電復(fù)！烈蒸。

故宮眾人分析，發(fā)電人“烈”，應(yīng)該是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張”即張繼，“尹”則是前文所述一直沖鋒陷陣的尹起文。鄭烈是張繼的門生，他能謀得最高法院檢察長一職多虧張繼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遺余力。尹起文是張繼太太崔振華介紹到故宮工作的，張繼讓尹起文速來南京，自然是要商議下一步的行動。

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吳稚暉看到這封電報后，怒不可遏。張繼夫婦一回北平，他便拿著電報去找他們評理。面對吳稚暉的對質(zhì)，崔振華惱羞成怒，不但直認不諱，還完全不顧顏面地撒潑打滾起來。這樣一來，雙方矛盾完全公開化，張繼一方更加無所顧忌了。

易培基辭職

接連遭張繼夫婦兩次構(gòu)陷，易培基忍無可忍，決定反擊。易培基的學生、當時正在故宮博物院任職的余蓋回憶，就在這時秦漢功見勢不妙，見風轉(zhuǎn)舵，將張繼夫婦給他賄金，讓他誣告故宮博物院報銷單據(jù)有問題的事向他和盤托出。易培基令秦漢功寫了一份坦白書。因為怕遭張繼夫婦報復(fù)，秦漢功在易培基的安排下搬到了上海，再也不敢露面了。這樣易培基手里就握有了張繼夫婦構(gòu)陷他的證據(jù)。

1933年10月，易培基向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提出反訴。在反訴中，易培基詳細說明了張繼夫婦聯(lián)合鄭烈、朱樹森，買通證人，蓄意誣陷他的經(jīng)過。與此同時，他將這篇文章投書《申報》《大公報》等媒體，還編印了一本名為《故宮訟案寫真》的小冊子到處散發(fā)。然而，他的種種努力都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多大反響。

易培基一擊不中，張繼一方更加有恃無恐。此時，李宗侗早已借護送古物南下的機會，躲到了上海，并且向故宮理事會提出辭去秘書長一職。張繼夫婦看出李宗侗生性膽小，于是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馬衡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找李宗侗調(diào)停。袁馬二人轉(zhuǎn)達了張繼夫婦的意思：“只要易院長辭職，以后雙方都不攻訐，萬事全休?！痹缫蚜駸o主的李宗侗，一聽此言立馬答應(yīng)去說服老丈人。

10月15日，吳瀛在報紙上看到了易培基已經(jīng)向故宮理事會辭去院長一職的消息。吳瀛替易培基抱不平，易培基也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國民黨元老，論資歷和在國民黨內(nèi)的人脈，并不弱于張繼，何以讓人擠兌成這樣？在案情沒有結(jié)論的情況下，提出辭職，反而讓人覺得做賊心虛一樣。易培基一臉無奈地對吳瀛說：“我本不肯辭院長，玄伯（即李宗侗）鬧了許久，我并沒有聽他的。14日那天晚上，我已經(jīng)睡了，曾經(jīng)吩咐傭人不要他進來。他不由分說闖進房來，我是9點鐘要睡覺的，他糾纏到12點鐘還不走。我生氣同時也實在受不了，方才說：聽你去罷！他就替我打了一個電報辭職，我真沒辦法啊！”面對此情此景，吳瀛也只有苦笑。

然而，易李二人的息事寧人，并沒有讓事態(tài)平息下來。1934年 10月，江寧地方法院對易培基、李宗侗、蕭瑜、秦漢功等9人提起公訴。一年前，南京地方法院對易李的指控僅是違法舞弊，而此次竟然升格為“盜賣古物”。起訴書中提到，易培基借“國寶南遷”之機，調(diào)換珠寶，占為己有，盜取珍珠1319粒、寶石526顆，以假珠調(diào)換真珠9606粒，以假寶石調(diào)換真寶石3251 粒；原件拆去珠寶配件1496件。

起訴書言之鑿鑿，甚至連多少顆珍珠被盜都數(shù)得顆顆分明，幕后策劃顯然已非一日兩日。后來隨故宮國寶漂泊半生的那志良，當時正護送國寶抵達上海。他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一書中提到，李宗侗派人裝了20箱珠寶運到上海，法院對這些珠寶特別感興趣。于是，接任易培基成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便安排那志良負責接待法院檢察。

當時，他們在上海天主堂街庫房第四樓外面，擺起一行長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檢察官莫宗友、江寧地方法院推事、一個書記員、兩名珠寶鑒定人和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樣?xùn)|西，便由那志良交給鑒定人，鑒定人報出名稱、件數(shù)、材質(zhì)、附件，書記員則一一記錄在案。檢查無誤，再由那志良交給故宮的人重新裝箱。如果有一件東西是假的或與賬冊不符，就要把它另封起來。

對于整個鑒定過程和鑒定人的資質(zhì)，那志良很不以為然。他記得，有一個包里有四粒小珠，賬冊上寫的是五粒，他們就趕緊登記下來“偷了一?！薄Ｈ欢?，在同一箱的另一包中，賬冊寫著四粒，實際是五粒，他們卻沒有記下來。那志良認為，這也應(yīng)該記錄在案。莫檢察官卻不肯，還說：可能是賬冊寫錯了，只有人從公家偷東西，哪有人會從家里拿東西放在公家的？那志良說：“有沒有可能是包裝時錯亂了呢？”莫則擺出一副法律專業(yè)人士的面孔說：“從法律觀點，一件事不能與另一件事混為一談?！贝蠹冶愣疾桓易雎暳?。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謂的鑒定人也很不專業(yè)。有一次，鑒定人指著一塊紅色碧璽說是紅寶石，急得那志良趕緊請他再看看。這位老先生仔細看過后說：“我說錯了，是紅碧璽?！币?，紅寶石與紅碧璽的價格天差地別。那志良在回憶錄中無奈地寫道：“我不指正他不成，他們寫成紅寶石，就算定了案，將來他們向我們要紅寶石，怎么辦呢？”

除了上面鬧出的笑話外，將銅鍍金認成純金、玻璃料器認作玉石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實故宮中珍品固然很多，假貨也不少。究其原因，有的因為進貢人是外行，有的是早已被太監(jiān)偷梁換柱了。

這20箱珠寶中，凡是被鑒定為偽品、名不副實、珍珠脫掛、總數(shù)比清冊上少的，都記到了易培基頭上。

鑒定完珠寶，張繼夫婦又找人鑒定起書畫來，這次他們搬來的是書畫大家黃賓虹。據(jù)黃賓虹在《故宮審畫錄》中記載，他分別在北平、上海、南京進行過5次大規(guī)模的鑒定工作。這期間，黃賓虹過手的書畫數(shù)量之巨令人咋舌。據(jù)當時的《國畫》月刊記載，僅以在中央銀行保管庫鑒定古畫為例，他每天鑒定的書畫就有四五十幅之多。

正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故宮的文博專家們對黃賓虹的鑒定工作非常不滿。那志良在《故宮四十年》中直言不諱地寫道：“一顆珍珠，一塊寶石，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只要內(nèi)行人，所見一定相同。書畫則不然。故宮博物院有書畫審查會，時常有絕對相反的意見。法院只請了一位黃賓虹先生擔任鑒定，難免發(fā)生錯誤?！?/p>

繼易培基之后成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對黃賓虹的鑒定也頗為不滿。當年他就寫了一篇名為《關(guān)于鑒別書畫的問題》的文章。文中列舉了不少帝王買入或臣子進獻的書畫、碑帖品質(zhì)低劣的例子。然而，南京法院仍以“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的論調(diào)，將黃賓虹鑒定為偽品的書畫都算在了易培基頭上。

含冤身死

1934年11月4日，全國各大報紙都刊登了江寧地方法院對易培基的起訴書?！皣鴮毮线w”期間，故宮博物院院長竟“監(jiān)守自盜”！一下子將故宮博物院推向了輿論的風暴眼。

一時間，各種不著邊際的假消息見諸報端。有的報道：“江寧地方法院通緝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畏罪逃往國外”。有的報道：“蕭瑜（原農(nóng)礦部次長）代易培基盜運寶物往法國，在馬賽被法國海關(guān)查出扣留?！倍硪环矫妫着嗷热说霓q白文章，卻因沒有檢察機關(guān)核準，而屢屢被各地報館退回。

易培基和李宗侗自辭職后，便住進上海的租界區(qū)。雖然暫時不用擔心安全問題，但是他們在北平、上海的房產(chǎn)均被查封，財產(chǎn)也被沒收了。

吳稚暉、李煜瀛等人沒想到，一場人事糾紛竟會鬧得這么沸反盈天。吳稚暉憤憤不平地對張繼說：“寅村（易培基的別號）今后居滬養(yǎng)病，不再與聞博物院事。你為什么又憑空捏造寅村逃往國外的消息來？真是荒謬！”吳瀛、余蓋等易培基老友也覺得咽不下這口氣，紛紛勸易培基反訴。

然而，易培基對形勢的認識，則更清醒。他一語道破：此案是政治問題，非待政治好轉(zhuǎn)，沒有辯訴平反的希望。江寧地方法院對他發(fā)出通緝令時，他曾經(jīng)咨詢過法律專家。他們均認為，當時的中國司法實際上是有權(quán)有勢者操縱的工具。身為司法院副院長的張繼想誣陷易培基，易如反掌。易培基若投案反訴，法院可以將他羈押偵查。一事辯清，另生他事，東拉西扯，纏訟不休，不把他拖到皮焦骨枯，誓不罷休。當時易培基已經(jīng)是肺病三期之人，設(shè)身處地地講，他確實經(jīng)受不起無休無止的官司。

易培基、李宗侗雖然躲過了牢獄之災(zāi)，但是故宮博物院的小職員蕭襄沛卻遭了殃。蕭襄沛原本在秘書處做科員，“國寶南遷”時臨時奉命去幫忙裝箱。被檢查的20箱珠寶，正是他經(jīng)手封裝的。在為一個鳳冠裝箱時，由于箱小冠大，蓋不上蓋兒，蕭襄沛便將鳳冠上的珠子摘下來，裝在箱子里。這本來是個技術(shù)問題，即便有不妥之處，至多也就是給一個行政處分，絕構(gòu)不成犯罪，但鄭烈竟指使法院告他“破壞古物以偽換真”。

那志良記得，蕭襄沛在看守所羈押了很久。他太太帶著孩子住在看守所對面的客棧里，住得久了，錢用完了，想要回去。店家卻對她說：“你打的是冤枉官司，不久自然解決，我們愿意幫你?！庇谑?，蕭太太又住了些日子。眼看開庭遙遙無期，她又想回家。沒想到，店家變了臉，非要她結(jié)清賬目才能離開。蕭太太只好四處借錢，才得脫身。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從這個小插曲也可以窺見當時人心之險惡了。

蕭襄沛的案子審來審去，到底也沒有找出他“伙同盜寶”的證據(jù)，只好胡亂判了一個毀壞公物罪了事，所判刑期正好抵清他在看守所拘留的時間。

1937年夏，吳瀛收到長女吳珊的信，得知易培基已經(jīng)病入膏肓。他連忙從南京趕往上海去見老同學最后一面。當時易培基還幻想著，希望能有“政治解決”冤案的一天?？蓞清?，易培基是不可能活著看到冤案昭雪了。

果然，吳瀛回到南京不久，就傳來了易培基的死訊。當時，日寇的鐵蹄已踏上上海，滬寧已不通行。易培基離世時，身邊極為寥落，只有老友吳稚暉和吳瀛的長女吳珊代為料理后事。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945年，八年抗戰(zhàn)終于勝利了。國民黨大員們忙著到敵占區(qū)“五子登科”，對易培基的未了之案，黑不提白不提了。直到1947年，張繼暴死，法院才對“易案”作出不予受理的結(jié)論。

吳瀛看著《南京人報》上這則小小的新聞，心意難平。一樁綿延十幾年的冤案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了結(jié)嗎？他咽不下這口氣。作為易培基的好友和“易案”當事人之一，吳瀛仍想替好友平反昭雪。然而時過境遷，連當初極力支持他的吳稚暉也勸他就此罷休。想到老友含冤身死，自己卻無力幫他洗刷污名，吳瀛只有仰天長嘆。

沉冤昭雪

易培基生前曾說過：“此案是政治問題，非待政治好轉(zhuǎn)，沒有辯訴平反的希望?！?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吳瀛看到了冤案平反的希望。

1913 年，易培基曾擔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當時，他對還是學生的毛澤東青眼有加。1920年，他聘毛澤東在一師任教，并支持他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后來，毛澤東向同窗好友周世釗說：“我那時能在一師范搞教育，還能在軍閥惡勢力下宣傳馬列、組建黨團，多虧易培基先生這個后臺老板硬喲！”

吳瀛認為，毛澤東與易培基是故人，一定了解他的道德操守。因此，新中國剛剛成立，他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鳴冤。

新中國肇始，百廢待興，要忙的事情千頭萬緒，但毛澤東仍立即對“易案”給予了關(guān)注。他將吳瀛的陳情信轉(zhuǎn)批給了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論起來，董必武與易培基也是老相識，辛亥革命時，他們同在湖北軍政府共過事。對于吳瀛的信，董必武也非常重視。

然而，與“易案”有關(guān)的雙方當事人——易培基、張繼死了，崔振華、鄭烈、李宗侗去了臺灣，證據(jù)也多毀于戰(zhàn)火。怎樣才能平反昭雪呢？此時，繼易培基成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金石學家馬衡成了“靶子”。

馬衡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員會參加清點故宮的工作，后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易培基受誣辭職后，他繼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不但是故宮博物院草創(chuàng)時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學家，有很高的社會聲望。但論起在“易案”中的表現(xiàn)，吳瀛等人對他的意見很大。吳瀛在《故宮塵夢錄》中舉了個例子：有人散布傳言，說易培基把故宮古物館中一大批成扇送給了張學良。別人問起此事，當時身為古物館副館長的馬衡卻說：“不知道！”吳瀛認為，這仿佛是知道而避免得罪人的表現(xiàn)，使人家得到一個疑心的反證。而且易培基辭職后，張繼等人推舉馬衡做了院長，他無形中成為“易案”的最大受益者。這也是易培基的老友們難以接受的。

然而，馬衡本人也感到萬分委屈。論學識、資歷，他接掌故宮實至名歸，而且當年有感于易培基受冤枉，他已經(jīng)在第一時間寫了《關(guān)于鑒別書畫的問題》間接為易辯誣。因此，當聽說吳瀛寫信指控自己是“易案”的策動者時，他在日記中寫道：“殊可駭異”。

1949 年10月，馬衡向時任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表示，希望能面見董必武，把此事說清楚。董必武并沒有見他，卻在不久后會見了人在上海的吳瀛。交談中，董必武盛贊吳瀛“古道熱腸”，還談了毛主席對故宮盜寶案如何平反的意見。“易案”雙方當事人，死的死、逃的逃，對于馬衡的指控也多是揣測，并無真憑實據(jù)，因此毛澤東、董必武都不主張走法律途徑，而是希望在輿論上給易培基一個說法。

1950年4月，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秘書長周而復(fù)登門造訪吳瀛，把馬衡新編訂的《關(guān)于鑒別書畫的問題》一文交給他。馬衡在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言簡意賅的“附識”：

此文為易案而作。時在民國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傳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畫家黃賓虹，審查故宮書畫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發(fā)言人且作武斷之語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蓋欲以“莫須有”三字，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繼任院事。時“盜寶案”轟動全國，黑白混淆，一若故宮中人，無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愛惜羽毛，豈肯投入漩渦，但屢辭不獲，乃提出條件，只理院事，不問易案。因請重點文物，別立清冊，以畫清前后責任。后聞黃賓虹鑒別顢頇，有絕無問題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應(yīng)商務(wù)印書館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開全國美術(shù)展覽會，邀故宮參加，故宮不便與法院作正面之沖突，乃將被封存者酌列數(shù)件，請教育部要求法院啟封，公開陳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為黃所誤。亟責其復(fù)審，因是得免禁錮者，竟有數(shù)百件之多。時此文甫發(fā)表或亦與有力歟。著者附識。

一九五〇年一月

馬衡在這篇小文中，明確表示“易案”乃是一場冤案，算是在輿論上公開為易培基平了反。兩個月后，吳瀛在《大公報》上發(fā)表了《談文物處理工作》一文，再次聲明“故宮盜寶案”是一樁“憑空捏造”的冤案。至此，這樁綿延17年之久的冤案，終于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