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由來及其偉大意義

1919年1月21日，中國以戰(zhàn)勝國身份派代表團參加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凡爾賽會議。1月27日，會議討論山東問題，日本認為應當繼承德國的權利。英美法等國竟不顧中國代表團的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給予日本。消息于1919年5月2日傳回北京，舉國上下，無不震驚。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緊急集會，并同其他高校學生商議后決定于5月4日舉行大游行。

5月4日一早，北京大學和其他13所高校的學生一共三千多人，在天安門前集合，然后舉行示威游行。下午約4時，游行隊伍到達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時任交通總長，被學生認定是親日派）并痛打了剛從日本回國的駐日公使張宗祥，還火燒曹汝霖住宅。軍警趕到現場，拘捕學生32名。5月5日，為抗議政府抓捕學生，北京各高校學生實行總罷課。

北京學生被捕的消息傳到各地，從上海開始，全國20個省共100多個城市都舉行罷課、罷工、歇業(yè)等活動，不僅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還要求罷免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張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三名親日派的職務。

迫于群眾的壓力，除了陸續(xù)釋放各地被捕學生外，大總統徐世昌不得已免去曹、章、陸三人的職務。

1915年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特色

西學東漸是新文化運動開展以后帶來的必然的結果。早在19世紀晚期中國清朝政府就已經派出赴西方國家學習的留學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又派遣了大批留學生赴日本學習。此外，自費留學美、歐、日的學生也越來越多，所以西學東漸遠不是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才出現的現象。

西學東漸實際上指如何把西方國家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帶到中國來，使它們能在中國國土上發(fā)生影響，發(fā)揮作用。由于科學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科學，包括數、理、化、天文、地理、醫(yī)、工程等領域的知識、方法和作用，也包括軍事技術、裝備等，另一類是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文、史、哲、語言、考古、倫理、法律、經濟、教育學等。此外還包括軍事理論、軍事管理等。還有一些介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或兼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特色的學科，如心理、環(huán)境、規(guī)劃學等等。

雖然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清朝政府已經派出多批留學生到英、美、德、日等國家去學習，還聘請外國專家前來中國講學或擔任某一部門或單位的顧問，這可以稱作西學東漸的一部分，但與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中的西學東漸相比，二者有以下五個重大的區(qū)別。

第一，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派出的留學生，主要是清政府或地方督撫所派遣的，以學習技術、軍事為主，并沒有把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作為學生引進的意圖，如果有，那也只是一部分留學生的個人行為。而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展以后，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由各省所派遣的留學生，開始關心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方法和精神的引進。這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1915年以后，留學回國的學生中有愿意從事教育的，一般都能如愿以償，因為從北京、上海到各省，大家都有發(fā)展教育，培育人才，開發(fā)民智的愿望。無論是北京或上海，還是各省會城市，都新設立一些高等學校、師范學?；蚋咧?。所以回國任教的留學生有了用武之地，他們把課堂當作了西學東漸的講壇。這種情況在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是不多見的。

第三，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中國的政界、思想界沉悶的局面未被打破。而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倡議下，中國的政界、思想界乃至中國社會的沉悶局面被打破，中國的前途究竟是維持現狀還是另辟新路，什么是新路？是建立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向布爾什維克學習，都是新文化運動參加者熱衷探討的問題。

第四，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盡管清政府和各省都派出了去美、西歐和日本的大批留學生，他們回國后在技術部門、工程部門和管理部門也擔負了一些職務，他們也把西方學說引進中國，但他們既沒有形成一個學術中心，也沒有一個類似的組織作為發(fā)動群眾的中心。簡單地說，他們依然是一盤散沙。新文化運動開始后便不一樣了。

第五，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特別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以來后，知識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陣線越來越清楚了。他們之中大體上分為三種傾向：一部分正在積極探索如何建立共產黨，走馬克思主義道路，認為中國社會必須經過工農革命，建立新社會才能振興，才能實現富強、自由、平等、公正。當時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希望通過勤工儉學能到西歐國家去接收馬克思主義學說。此外，也有少數人到莫斯科去領悟俄國十月革命成果。這些人中，不少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追隨者。另一部分選擇了廣東，南下支持孫中山。還有一部分，投身于文化界、學術界，成為繼續(xù)從事新文化使命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