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孤山，四君子創(chuàng)社

過去，有人會把西泠印社的建立揣測為一群富裕文人所做的風雅之事，然而若追溯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一批非常背時的人在做著非常小眾的事。

▲1988年11月10日，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紀念大會在印社孤山社址柏堂前舉行

相較那時大家所普遍關注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以至新文化運動而言，金石篆刻之類，并沒有多少人會去關心。在此種時代背景下，于孤山蔣公祠時常聚會的丁仁、王禔、葉銘和吳隱(西泠印社建社四君子)有感于當時文化界的傳統(tǒng)虛無主義及印壇虛飾、纖巧的習氣，寄望于回歸秦漢的傳統(tǒng)，便萌生了結社之意。這也決定了西泠印社在結社之初便與“南社”等文人革命社團不同，后者有著明確的“反清”政治宗旨，而西泠印社將社團性質定位在了文化傳統(tǒng)的范疇內。站在今時回望，或許這在某些人看起來甚至有些迂腐的書生之見，卻恰恰成為維系西泠印社百年不衰的精神根源。

作為一個整體，西泠印社的四位創(chuàng)始人紛紛讓賢，并不任社長一職，但他們對印社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擁有“領袖”們也無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他出身世家，祖上是杭州藏書樓“八千卷樓”的主人，所藏豐富。丁家以傳統(tǒng)文人的文化自覺和士紳擔當對地方有諸多貢獻，在杭州有著很大影響。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創(chuàng)社、集印、制譜、刻印各方面多有建樹，無愧為創(chuàng)社四君子之首。

同為世家大族出身的王福庵，作為篆刻家享譽于時。20世紀30年代，他設帳課徒，門生遍布天下，以鐵線篆與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對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風，起到存亡繼絕之功，而對近代印風，更有開辟風氣之力。他擁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備的藝術宗匠之威望、影響。

四君子之三是葉銘，他是西泠印社的“大管家”?；I備雅集開展活動，金銀管理，孤山維護，他一個人無怨無悔地來承擔。此外，他還不斷鉆研鐵筆，有大量的創(chuàng)作印譜存世。在歷代印人研究方面，葉銘的《廣印人傳》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鶴立雞群，即使在近代印學史中也難遇敵手。

而作為以刻碑為業(yè)的職業(yè)工匠，吳隱有兼具經(jīng)商和篆刻的天分，不僅創(chuàng)制了優(yōu)質印泥，為當時印學研究風潮推波助瀾;還開辦印刷企業(yè)，出版了幾百種名家印譜與古銅印譜;并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設出力出資尤多，使西泠印社得以有今天的景觀建筑規(guī)模。

總體說來，丁仁有定位之功，王福庵有標示之績，葉銘有守護之勞，吳隱有聯(lián)絡之力。這四位名家，對西泠印社而言，可謂是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

不以篆刻自囿，不以地域而圍

如果回溯中國藝術史上文人結社的情況，西泠印社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然而以“印社”論，確有開山之功。這里所說的開山之功，是強調其將印章這一“小技”“配角”的“匠作”之事提升到“印學”的學術層次并建立起相關的研究系統(tǒng)。

▲饒宗頤 播芳六合 行書 65cm×212cm 2012年

當我們去反觀那時社員的情況便不難看出，他們以篆刻為看家本領，但對篆刻學術、文字考證、金石鑒定、書畫之道均有深入廣泛的涉獵。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宏觀意識，即要通過印章去銜接于當時衰落的國學，這便將西泠印社的文化高度建立起來。這一方面得益于首屆社員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和開闊的眼界，另一方面也與篆刻藝術本身的屬性相關——治印與文字、書法和金石緊密相連。面對當時西方文明大舉引進并為國人所重視的普遍情況，很多知識分子對傳統(tǒng)文化喪失了信心。但有他們這樣一批人，秉持著“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主張，通過印這樣一個切入點延伸到書畫等各領域中去，使篆刻提升到一個銜接于國學，銜接于傳統(tǒng)文化藝術的位置上，以繼承、研究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為己任，孜孜不倦地承擔起這項事業(yè)，這便是不囿于篆刻的傳統(tǒng)。

此外，建社四君子邀請居于上海的吳昌碩出任首任社長，更有著深遠的眼光。作為集書、畫、印于一身的巨匠，吳昌碩以開放的心態(tài)參與海上題襟館書畫會、豫園書畫善會等社團組織的活動，又積極推動與日本藝術家的交流，使印社從一起步，就跨越了地域和國界限制。體現(xiàn)出西泠印社在組建和發(fā)展上所秉持的開放態(tài)度。此后的歷任社長：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饒宗頤和歷屆社員也將其延續(xù)，借助社會各方力量和資源，致力于將篆刻與印學引申到更廣闊的大文化層面，時至今日，西泠印社社員遍布世界各地。

▲啟功 行書西泠印社九十周年紀念軸

“東學西漸”：西泠印社在今天的擔當

西泠印社有著非常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學術擔當，這也是有源可循的。我們看過去的照片，這些篆刻家和社員以長衫打扮，戴著瓜皮小帽，仿佛很守舊的樣子，但其實他們的心態(tài)開放而現(xiàn)代。時至今日，我們如何繼續(xù)發(fā)揚這樣的傳統(tǒng)，我想有以下幾個方面來體現(xiàn)。

首先，在充分研究西泠印社歷史的基礎上，明確了兩個發(fā)展目標，一個是重振金石學，一個是堅持詩書畫印的全面發(fā)展。

金石學在現(xiàn)代學科體系中沒有位置，高校和社會想要開展成體系的金石學研究相對困難，而西泠印社不僅在淵源上有著學術傳統(tǒng)，又從組織結構上擁有開展研究、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所以我們自覺地肩負起重振金石學的任務。這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恢復過去的碑帖墨拓技術。墨拓技術因為現(xiàn)代印刷業(yè)的崛起失去了賴以發(fā)展的生存環(huán)境，比如清末風行的“全型拓”就已失傳。故此，我們提出重振金石學的口號，并召開專門的學術研討會，讓大家共同聚焦金石學，先恢復歷史文化記憶，再發(fā)揚光大之。

▲何水法 錄黃賓翁語錄一通一頁

▲何水法 讀曾文公文集有感一通一頁

▲童衍方 論胡钁晚翠亭長印一通一頁

▲吳靜初 趙子昂《紀舊游》一通一頁

第二是堅持詩書畫印綜合發(fā)展的原則，這是就當前美術學院分科教學體系情況提出的反思。當今的學院體制中，繪畫、書法、篆刻等分門別類。相比過去綜合式的文人培養(yǎng)方式來說，學科細化帶來今人文史基礎薄弱等不良后果。所以由較靈活的藝術社團體制來倡導這個原則，強調對國學文化綜合素質的培養(yǎng)和提高。我們在國圖主辦的“感悟經(jīng)典”手札展便是一例。這一展覽從形制上對書寫者提出了統(tǒng)一的格式要求——在特制“十竹齋”箋格紙上進行創(chuàng)作。其實我們在此提倡一種“日常書寫”的理念。因為書札文牘是學人表達思想情感的普遍形式，是過去文人進行交流和聯(lián)系的重要載體?；厮葸@樣的傳統(tǒng)，需要藝術家平常的感悟和自然的書寫狀態(tài)，其內在的文化底蘊也得以展現(xiàn)，實際上是給當代的書法家提出了一個專業(yè)與文化修養(yǎng)上的挑戰(zhàn)。

▲鮑賢倫 論入古一通一頁

▲陳振濂 山色畫圖中

▲李剛田 樓觀門對聯(lián)

此外，我們還注重發(fā)揮西泠印社文化引領和學術居先的作用，著力于海外交流和國際化的發(fā)展方向?，F(xiàn)任社長饒宗頤先生特別提出，目前西泠印社要肩負起“東學西漸”的歷史任務。改革開放后，國富民強，不復建社之初國家落后挨打的局面，我們有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向外推廣的能力及平臺。此次喜迎G20的文化系列活動，正是我們東學西漸的一部分。國際化的要求為我們提出挑戰(zhàn)，如何利用篆刻和傳統(tǒng)文化介入傳播是我們思考的方向。鑒于此，在本年度提出的創(chuàng)新實踐目標“圖形印與非漢字印章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取其世界的通用性與圖像的高認知度交流優(yōu)勢，就是我們的一次團體嘗試。這種不同于以往基于傳統(tǒng)古文字進行創(chuàng)作的篆刻形式，從更大的印章概念出發(fā)，對于文化交流和國際推廣而言有著更為直接、通俗的特征，它可以打通因文字和語言導致的文化隔閡，尋求更廣闊的生存、發(fā)展空間，為將“中國夢”推向世界，發(fā)揮實實在在的作用。誠然，東學西漸面臨一個很長的過程，這是西泠印社在今后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使命。

（此文據(jù)2016年6月中國國家圖書館講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