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韓書力（右二）與藏族青年在一起。

人們常說性格即命運、愛好即命運，其實也不盡然。比如我在25歲之前，是絕對想不到自己這輩子會與西藏有什么交集的。只記得上世紀60年代初，我和饑腸轆轆的同學們被同樣吃不飽飯的老師帶到民族文化宮，參觀了揭露西藏農(nóng)奴制的展覽，許多實物展品令觀眾觸目驚心。以致多年之后，我只要看到民族文化宮的照片，當時那一張張又干又黑的人皮便在眼前晃動。當然，那已是舊西藏的事了。

不曾想，1973年深秋，命運之舟竟然將我從屯墾戍邊的黑龍江畔載到雪域高原，并且讓我心甘情愿地在這片高天厚土上生活與走筆了40多個春秋。我努力行走在西藏的大地上，見證了40年來西藏社會歷史的變遷。

毋庸諱言，那時的西藏，在多數(shù)人的心目中，還是荒寒貧困與落后的代名詞，遠非今日發(fā)達繁榮的西藏。記得那時下鄉(xiāng)深入生活，如果不能按飯點趕回縣、鄉(xiāng)招待所去買“老三樣”———凍土豆、凍蘿卜、凍圓白菜的亂炒加“出土饅頭”（堿放不勻又經(jīng)反復蒸熱之故），就真只剩下攢著鈔票、糧票喝西北風的份兒了。就連縣城獨有的貿(mào)易公司空空如也的貨架上，能吃的東西似乎只有一種過期許久的印度餅干。

1976年，韓書力（左一）與中央美院老師在拉薩。

即便就是這樣的物質(zhì)條件，我及我的同行們?nèi)允悄銧幬覔尩厣仙较锣l(xiāng)、走村進寨，深入農(nóng)牧區(qū)，深入邊寨寺院，并能自覺地做到與藏族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幾乎成為那些年文藝工作者共同的準則。那時的人大多都是一根筋，這是缺點更是優(yōu)點。反正幾十年下來，借助搭車、騎馬、徒步，我竟走完了西藏版圖中74個縣里的71個縣，至于區(qū)、鄉(xiāng)、村、牧場更無法記數(shù)了。從日記看，僅僅日喀則地區(qū)，自去年8月往前推，我已有92次的下鄉(xiāng)記錄。

作為一名老西藏，40年來，我的所見、所歷、所畫，從人到事，甚至是事件不能算少，但多數(shù)過后并不思量，倒是一些很細微很普通的尋常小事，令我一直難以忘懷，并實實在在地支撐著我40年的高原堅守。

初到西藏，我的感受是這里真是無山不美、無水不秀，尤其是藏族同胞那雕塑般的形象，有如磁石般地吸引著我，仿佛有畫不完的速寫、畫不夠的頭像，終日都在亢奮中。那時，只要有好景致、好形象，選好角度一屁股坐下就畫，根本顧不上腳下是泥是水。有一次，好奇的孩子們圍攏一陣正慢慢散去，就在我一筆一畫地勾勒時，突然腰間被一塊飛來的石片撞了一下，開始我以為是哪個藏娃的惡作劇，但四處看看一個孩子影也沒有，只見兩三個女社員背著麥秸緩緩走過，其中一位用手比畫著我坐的地方，原來冰已被我焐化，棉褲濕了一大片。直到這時，我才領悟到人家的好意！再摸摸背后那片被太陽曬熱了的石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幾十年過去了，但我不曾忘卻那片飛來石的溫度。

“文革”后期，“一平二調(diào)”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荒唐政策，搞得西藏農(nóng)牧區(qū)幾近凋敝。我的供職單位———西藏革命展覽館，還要經(jīng)常派業(yè)務人員到地縣搞農(nóng)業(yè)學大寨巡回展。為了能多畫點東西，我和同事們每每放棄招待所的“老三樣”而就近在老鄉(xiāng)家蹭飯，反正按規(guī)定每餐交四兩糧票三毛錢就行。今天在巴桑家，明天在頓珠家，所謂午飯就是清茶（酥油茶平時是喝不上的）和糌粑團，果腹而已。一次在次仁朗杰家搭伙，飯后整裝待發(fā)時，他的妻子笑盈盈地從廚房端出一盤煮雞蛋，不由分說地往我們的兜里塞，幾個小孩子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推來讓去的雞蛋。孩子的目光，傻子都能懂。這盤雞蛋說不定就是這家人去供銷社換油換鹽的資本呢！盛情難卻，我們只好每人當場吃了一個熱乎乎的農(nóng)家雞蛋，余下的留給了更需營養(yǎng)的孩子們。事后很久，我仍在不斷地問自己，次仁朗杰夫婦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招待這幾個來自內(nèi)地的或許再也見不到面的不速之客呢？

1987年，韓書力（左）和臺灣畫家劉國松（中）、西藏畫家巴瑪扎西在拉薩。

到了改革開放的80年代，西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觀。我的新供職單位西藏文聯(lián)也有條件租一輛“解放牌”卡車送我們一行5人西行阿里，對古格王朝遺址藝術做破冰之旅。盡管車是舊的，司機多吉才19歲，是個新手，但我們?nèi)悦刻炫d致勃勃地追著太陽西行、西行，逢山越山，遇水沖刺，好不威風。不曾想，在接近阿里地區(qū)的馬泉河中，車擱淺了，進退不得，因處無人區(qū)又是單車，根本無法自救。畫家巴瑪扎西與司機只得徒步返回幾十公里外的仲巴縣城求援，我們則留在河邊守車、打魚、撿柴，每天一包方便面地苦等。7天后的下午，巴瑪他們終于帶來了援兵，21位藏族壯漢乘一臺翻斗車伴著歌聲與汽笛聲一溜煙地飛奔而來！車未停穩(wěn)，只見他們紛紛跳進刺骨的河中系鋼纜、挖輪胎，齊心協(xié)力地人推車拉折騰了好一陣，終于把“解放牌”拽上了岸。那種被救于水火之中的慶幸與激動，讓我們竟不知該如何感謝他們，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的。機靈的小翟拿出僅剩的半包煙，阿布又趕忙翻騰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我能做的只是為這21位救星們照了幾張當時尚屬稀罕的彩色合影，然后便目送其返回縣城。他們當中無一人提到錢，提到誤工費、汽油費。屈指算來，馬泉河擱淺已是31年前的事了，但我時時在回味，在咀嚼，那一車日喀則建筑二隊的老少師傅們，彼時彼境想到的一定是比金錢更為金貴的東西吧？

再回到1974年除夕，那是我與畫家龔鐵到西藏工作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西藏革命展覽館顧問雪康·土登尼瑪同志怕我們佳節(jié)思鄉(xiāng)，特別邀請我倆去他家過年。雪康同志是一位貴族出身的藏族老革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即任西藏愛國青年聯(lián)誼會副主席，且藏漢學養(yǎng)深厚，是被譽為“西藏的天知道一半，地知道一半”的大學者。上世紀50年代，他曾率西藏青年參觀團進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除夕那天傍晚，我們懷著某種說不清的期待敲開了雪康家門，受到全家人的歡迎，雪康夫人頓珠卓瑪圍著圍裙正在這間不足12平方米的房間一角忙活著年夜飯，雪康則在指導大兒子擦汽燈罩。我打量著雪府的陳設，發(fā)現(xiàn)唯有兩件物品與我們宿舍不同———一臺進口半導體收音機，一塊泡沫軟床墊。我有些失望地脫口問道：“顧問，您家里為什么不掛上毛主席接見您的照片？如果有這張照片在墻上護佑，那紅衛(wèi)兵們恐怕就不敢三番五次地抄您家了吧！”“嚇！小韓，‘文革’是整個國家的運動，也可以說是個劫數(shù)，我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否渡過這個劫。再說戴戴高帽子、坐坐噴氣式也算一種特殊的人生經(jīng)歷吧。至于大會小會的批斗，肯定有對有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唄?！毖┛低酒届o的回答和那豁達的神情，時至今日句句在耳、歷歷在目。在仕途貶謫、政治迷茫的人生低谷期，雪康同志身上沒有自憐與悲哀，有的仍是其一以貫之的達觀與并不容易做到的隨遇而安。

1980年，隨著民族地區(qū)各項政策的調(diào)整落實，雪康同志重新安排工作，擔任自治區(qū)政協(xié)副主席。當時我在中央美術學院讀研。一次得知雪康同志來京開會，我受全家委托到西藏駐京辦事處去看望他，并約好第二天（星期天）來寒舍作客。次日一早，我領著雪康擠上五路公交車，直到前門才幫他搶了個座位。整整21站的路程，這位藏族高級干部竟是跟我有說有笑地往返于城南城北，雖然當時的他原本一個電話就可以讓辦事處派小車接送的。事雖不大，但我正是從這件小事上讀出得意之時的雪康們平和隨順的品格的。我以為這是藏民族的風度，是飽學之士的自重，更是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使然。

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不過我相信讀者朋友僅從上述幾例也可以大致領略到我在西藏40年來所處的人文環(huán)境的陽光與友善，所吸吮的高原地氣的溫潤與純?nèi)弧?/p>

1992年春，我專程去北京西郊拜望大病初愈的吳作人先生，并向他簡要匯報了西藏美術隊伍的情況。吳先生問我有無回中央美院的打算，我回答現(xiàn)在還沒有，再說那邊的工作、創(chuàng)作我也真的走不開。吳先生欣慰地說：我看你就嫁給西藏吧。細細想來，可不是嘛，我早就嫁給西藏文化了。就個案來說，我是自到雪域高原之后，才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表現(xiàn)領域和繪畫語言的，才慢慢懂得了“善取不如善舍”的做人作畫的道理的。因此，我視這片平均缺氧40%的極地高原為自己的福地樂土，以致不知老之已至，樂不思蜀了。

記得300多年前的倉央嘉措寫過一首詩：

最好還是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識。最好還是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40年前，作為一個普通的漢族青年，我遇見了西藏、西藏同胞與西藏文化，并得到了他們的護佑、接納與滋養(yǎng)，實在是三生有幸！如此也確定了我與西藏難以割舍的情緣。身在高原，多年來經(jīng)受大自然的洗禮與漢、藏文化的雙重加持，理應眼界與心界更開闊、更坦蕩。我愿更加自覺地使用自己的生命長度，更加努力在萬里高原上去追尋、去攀登那一座座圣潔的藝術雪山。

（作者系西藏文聯(lián)名譽主席、西藏美協(xié)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