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月7日，來自約翰遜上尉(1870-1937)的一封信表明：大英博物館需要支付25英鎊給他購買一幅畫卷。是年4月8日，畫卷擁有了大英博物館現(xiàn)在的收藏編號。沒過多久，大英博物館的研究者就知道他們撿了一個天大的“漏”：這幅售價25英鎊的長卷，就是赫赫有名的《女史箴圖》卷！

　　雖然尚有爭議，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的唐代摹本。毫無疑問，它是中國古代最珍貴的卷軸畫之一。

　　蓋滿歷代皇帝印璽傳奇有真有假

　　以前不少人都相信《女史箴圖》中歷代皇帝的印璽確鑿無疑。人們這樣解釋其流傳的路徑：此卷在唐代為皇室收藏，后來被宋徽宗所得。在汴梁城被攻掠之前，此畫已流落到南方，后來成為南宋內(nèi)府的收藏。在宋金議和時，此畫作為禮物送給金朝，成為喜愛漢文化的金章宗的寶物。

　　圖上的“弘文之印”等印章以及尾紙的《女史箴》文，成為其顯赫流傳身世的證據(jù)。

　　《女史箴圖》上的“弘文之印”，一直被認(rèn)為是最古老的印章，它與唐代宮廷的弘文館有關(guān)。但近年研究發(fā)現(xiàn)，它在北宋時期的作品上也出現(xiàn)過，故與唐代皇室無關(guān)。“御書”、“宣和”、“睿思東閣”是北宋徽宗趙佶的印璽，“紹興”是南宋高宗趙構(gòu)(1107-1187)的印璽。但《女史箴圖》中只有“睿思東閣”是真印。 “廣仁殿”、“群玉中秘”是金章宗的印璽，而研究者認(rèn)為畫卷中的“廣仁殿”是偽，“群玉中秘”是真。因此畫卷是否進入南宋和金內(nèi)府都令人生疑。

　　而畫后面尾紙的那段《女史箴》題跋，不少著錄認(rèn)為是宋徽宗所書。實際上，它是仿學(xué)宋徽宗的金章宗的墨跡，因為題跋上鈐蓋的明代及其之前的收藏家印章與畫心的并不一致。到了清初，從梁清標(biāo)開始，畫心與題跋的印章開始重合。

　　收藏因傳奇而更加增添了神秘和魅力，也因傳奇而牽強附會。在元代之前，關(guān)于此畫的記載語焉不詳。早期的著錄也并不豐富，米芾的《畫史》簡略談及了收藏者，《宣和畫譜》則只記畫名。前代的印章可能被后來的人使用、甚至偽造。但畫卷上宋徽宗的“睿思東閣”和南宋賈似道的“秋壑圖書”等幾方印章沒有疑問，結(jié)合文獻記載，研究者認(rèn)為：此幅繪畫至遲也不會晚于北宋出現(xiàn)，在南宋時為賈似道所藏。

　　南宋之后一直到乾隆皇帝，畫卷的流傳線索就比較清晰。元代的阿里，明代的嚴(yán)嵩、項元汴、顧從以、張準(zhǔn)等，清代的梁清標(biāo)、笪重光、安歧、乾隆皇帝等，都先后成為此畫的收藏者。明代還有兩位著名的文士——王世貞和董其昌在他們的文集中留下了品賞繪畫的記錄。

　　在此卷被大英博物館收藏之前，留下諸多鑒藏印記的是乾隆皇帝。因此，乾隆也曾經(jīng)被認(rèn)為是此卷在中國的最后一位收藏者。

　　“四美具”之首乾隆愛若珍寶

　　《女史箴圖》、《瀟湘臥游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注：除《九歌圖》為國博收藏，其余三者現(xiàn)分別藏于英國、日本、美國博物館)在晚明時為松江顧氏收藏，曾經(jīng)董其昌的品賞。乾隆十一年(1746年)夏天，乾隆發(fā)現(xiàn)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令詞臣董邦達繪制了《四美具合幅》冊頁(現(xiàn)藏天津博物館)，又命董邦達繪《四美具合幅圖》軸(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志此事。這位熱愛藝術(shù)的皇帝仿三希堂之例，特將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宮花園之靜怡軒西室，顏其室曰“四美具”，紀(jì)念這四幅卷軸在經(jīng)歷兩百年分離后又在他的宮廷不同尋常地團聚。

　　唐朝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里，“四美具”表示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事皆備。而乾隆認(rèn)為《女史箴圖》在“四美”中最為古老而珍貴。乾隆在此卷尾跋中云“董香光跋李伯時《瀟湘圖》云：‘顧中舍所藏名卷有四’，以此為第一”。對于乾隆來說，《女史箴圖》是他書畫收藏中的至寶，重要程度不亞于他認(rèn)定的“三希堂”中的三卷東晉法書。

　　《女史箴圖》上留下乾隆大量品賞和收藏的印記。在此卷包首的題簽上乾隆御筆：“顧愷之畫女史箴并書真跡，內(nèi)府珍玩神品”。在此卷的引首乾隆書：“彤管芳”。

　　乾隆富有開創(chuàng)性的鑒賞活動是為書畫留下“畫跋”。在本幅與尾紙的隔水上乾隆御筆繪蘭花一株，并且題跋云：“長夏幾余，偶閱顧愷之女史圖，因?qū)懹奶m一枝，取其窈窕相同之意云爾。來青軒御識”。在此幅的尾紙上，也有乾隆的長段題跋，他盛贊顧愷之的畫藝，并為此卷進入宮廷而頗為得意。乾隆還令畫家鄒一桂繪制了一幅《松竹石泉圖》，附于此畫的卷尾。在這幅繪畫上，也留下了“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乾隆晚年的印璽，說明他在晚年還多次欣賞此畫。

　　乾隆因為大量在繪畫上鈐印、題跋“留念”——熱情參與名畫的“再創(chuàng)作”，而受到當(dāng)代藝術(shù)史研究者的詬病。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幅繪畫上沒有后來清代宮廷的印璽和題記，在乾隆之后的去向，引發(fā)了諸多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