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5日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日。

　　準確描述王世襄先生確實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當然是學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戀的生活性情和態(tài)度又絕不僅是這些表面上的詞語可以概括的。

　　我們沒有過多討論他的學識，因為早就無需贅述：《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賞》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古典家具領域的里程碑式著述，《髹飾錄解說》無疑為中國古代漆器研究開拓了一個無可替代的領域。他在80歲以后注釋寫作的《蟋蟀譜集成》、《秋蟲六憶》、《明代鴿經(jīng)·清代鴿譜》、《北京鴿哨》、《說葫蘆》、《冬蟲篇》、《大鷹篇》、《獾狗篇》等文字，更是門門絕學，令人嘆止。所有這些，對其學問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啟功先生的那句話作為深入了解的導讀：“一本本，一頁頁，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腳。”

王世襄在家中書柜前(攝于1989年)

　　我們更想在這個專輯中呈現(xiàn)的，其實是王世襄和他們那一代人的態(tài)度和風范。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變化最劇烈的20世紀，他們這代人能夠完全主宰自己命運的時間其實并不多，在一生的絕大多數(shù)時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們，是被時好時壞的年代和潮流不斷裹挾著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們都始終保持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標準。

　　我們好奇于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態(tài)度。接受我們采訪的、和王世襄有過親密交往的人，幾乎都要提到他的一個口頭禪：不冤不樂。這句北京老話，王世襄自己曾做過一番解釋：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樂。歷盡艱辛，人人笑其冤之過程，亦即心花怒放，歡喜無狀，感受最高享樂之過程。倘得來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樂而言。樂觀、通達、智慧，所有這些詞語，都不能像這四個字一樣讓我們理解到王世襄的“態(tài)度”。

　　他一生著述30多本，幾乎沒一本是能說得清，這門學問他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研究的。兩本明代家具的書出版于80年代，但是他對家具的愛好卻是從40年代青年時候開始，持續(xù)了40多年。他出身世家，但現(xiàn)在陳列于上海博物館的滿堂王世襄藏明式家具80件，沒有一件是來自他的家族世藏，全是他人棄我取，騎著自行車從市井瓦肆甚至冷攤曉市上一件件找來，那些對于家具制作的通曉則是和民間工匠熱烈交談的產(chǎn)物，其間樂趣和情感自然不是那些坐在書房里學會鑒賞的學者所能夠比。他童稚時喜好抓蛐蛐和架鷹遛狗養(yǎng)鴿子，直到耄耋之年才在朋友催促下坐下來記錄于書，這完完全全玩出來的學問，又絕非普通的愛好研究可以比。為了養(yǎng)好鴿子，他可以去市肆打探往日王府里的鴿傭高手，請入家中園子和自己同住，所得的當然都是絕學。他在書中描述的那個和他有忘年交誼的善斗蛐蛐的老中醫(yī)李鳳山，又是多么躍然于眼前。在“文革”時他的人生跌入底谷，因為有了這種不冤不樂的性情，他也能在郊野抓蛐蛐的爬山越嶺中找到慰藉，獲取心底的安然。不冤不樂的，其實就是情義，所以王世襄對玩好、對做菜、對學問，無不發(fā)自本性、傾其性情，最后達至“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03年，89歲的王世襄因為明式家具研究而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領域杰出成就的最高獎，當時著名英國漢學家柯律格曾在頒獎詞中說，王世襄屬于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這樣一群人：“他們冀求將構建中國的過去作為構建中國的未來的途徑。作為愛國者和國際主義者，他們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時，給予中國文化更高的重視。”

　　為了對這一群人的“態(tài)度”有更豐富的了解，在王世襄的幾位至交中，我們按年齡，選擇了張伯駒、陳夢家、朱家溍和汪曾祺四位來做更多的探尋。他們或和王世襄同年，如朱家溍；或年長于他，亦師亦友如張伯駒、陳夢家；或稍年少如汪曾祺。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運，都讓我們對他們所處的跌宕起伏的環(huán)境會有更深切的感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的這一代人對其精神世界、生活態(tài)度的堅守恰是最感人的。換一個角度可以說，正因為他們堅守的成果，換來的是“給予中國文化更高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