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彭小瑜

潘岳同志給《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作序，討論的是重要的歷史問題，同時也由一個新的角度審視了現代世界各國都面臨的一個困難局面，即刻意制造族群多元和文化多元帶來的溝通障礙，以及這類溝通障礙經常導致的分歧和沖突，彰顯了“中華民族是一個”這一歷史的和現實的真相。序言所表達的觀點也是對世界的一個善意提醒，敦促人們去思考：文化多元主義還能夠走多遠；文化多元主義的正面和負面效應究竟應該如何評估。

熔爐模式優(yōu)于文化多元主義

族群融合以及主流文化引導下的民族國家統(tǒng)一是世界近代和現代歷史上普遍、穩(wěn)定和持久的情況，也是古代世界一些發(fā)達地區(qū)在不同程度上已經萌生和發(fā)展的現象。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興起的文化多元主義歷時不長，但是已經對傳統(tǒng)形成了嚴重的挑戰(zhàn)，給東西方一些國家的社會和諧帶來了威脅和破壞，其負面效應可能還在進一步的加深和擴大中。將文化多元主義簡單地看作時尚和理所當然，是一種不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價值觀，需要我們冷靜客觀地由學術的立場去進行歷史分析。批評文化多元主義并不是否認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應該是復雜和豐富的，決不是要有意縮小或者取消民族國家內部群體的差異性和生動活潑的多樣性，而是要將多元文化置放于團結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國家的語境中。脫離了這一語境的文化多元主義破壞民族國家團結，具有不健康的碎片化效應。在過去的40年里，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戰(zhàn)爭、分裂以及連帶的嚴重人道主義危機背后，我們其實都可以看到失當的文化多元主義的身影。

文化多元主義并不神秘，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美學界和政府處理族群關系的工作模式之一，逐漸在西方和世界各地獲得多方面的影響。文化多元主義，相對于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長期使用于族群關系的同化模式和熔爐模式，出現得比較晚，不僅其長時段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進一步觀察，其負面效應也應該得到重視和糾正。在倡導文化多元主義的代表性學者里面，不少是由善意出發(fā)提出社會改革路徑。譬如在歐美國家，他們希望糾正非洲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群體長期遭受的歧視，檢討歷史上對印第安人等本土原住民進行剝削、壓迫和種族滅絕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問題是，由于現代西方國家內部復雜的政治力量對比和經濟利益博弈，文化多元主義并不停止于社會精英階層因為負罪感而對歷史問題進行的檢討。

文化多元主義遭遇的質疑和重大挑戰(zhàn)，恰恰發(fā)生在將之運用于處理現代國家族群關系的時候，將之轉變?yōu)楝F實的社會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時候。在現實生活中，寬容文化差異和鼓勵族群平等的思路經常嬗變?yōu)槿藶榈摹⒌玫秸咧С值纳贁底迦涸V求甚至特權，以鼓勵平等的名義刺激族群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并因為阻礙少數族群融入主流社會，譬如反對和敵視主流語言的學習和熟練掌握，傷害到這些族群實際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在近代歐美國家的歷史上，長時段地看，處理族群關系的文化態(tài)度和社會政策并非是文化多元主義，而是強調民族國家認同的同化模式和熔爐模式，也就是希望不同的族群認同既定的主流文化，或者共同建立一個包含多個族群傳統(tǒng)的新的共同文化。兩種模式下的政策導向都是促進一個以公民群體為核心的現代民族的形成。在同化模式下，少數族群會接受和融入主流文化，但是不可避免會同時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熔爐模式下，各個族群不僅攜手創(chuàng)造統(tǒng)一的新民族文化，而且各自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前述兩種模式所引導的社會政策都旨在促進社會團結、社會凝聚以及文化傳統(tǒng)的交融和多樣性，但是部分學者以及少數族裔群體對這兩種模式的認同和支持的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有了變化。我們可以由一些代表性的美國學者研究著作來觀察其發(fā)展線索。

社會學家格萊澤（1923-2019年）以及學者兼政治家莫伊尼漢（1927-2003年）在1963年合作出版了《在熔爐之外》，1975年兩人又共同主編了《族群文化的理論和經驗》。到了1980年，歷史學家特恩斯特倫等人主編出版了由諸多名家撰寫的《哈佛美國族群百科全書》，更加系統(tǒng)研究和展示了美國各個族群的歷史和當時的狀況。這些研究的共同點在于，之前被看作是美利堅民族形成最顯著特征的熔爐模式受到了更加細致的觀察和評估，但不是被否定和貶低。[1] 美國作家克雷弗克（1753-1813年）在1782年興奮地描述了眾多族群熔合為新美利堅民族的情況，尤其是通過族群之間的通婚。當時還有作者將這一熔合看作是新的美國“超人”誕生的過程。但是在1960年代的紐約，正如格萊澤和莫伊尼漢進行的社會學調查所顯示的，各個族群的特征以及他們之間的界線仍然明顯。他們區(qū)分出了五大群體：黑人、波多黎各人、猶太人、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在紐約，他們指出，至少有四個原因促成了上述這種族群區(qū)分的意識：歐洲猶太人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遭受的迫害，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以及其他美國人在保留天主教教育獨立性問題上的爭論，黑人在一戰(zhàn)之后開始由南方進入紐約的趨勢一直持續(xù)，波多黎各人在二戰(zhàn)之后大批到來。但是格萊澤等學者絕不是認為，以熔爐模式（以及一定程度上依托英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同化模式）為路徑的美利堅民族塑造失敗了。學者經常用來證實熔爐模式成功的例子包括19世紀的德國移民和20世紀的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等天主教移民。無論是在紐約還是在美國其他地方，第三代移民一般都在語言、政治態(tài)度和生活習慣上完全融入主流社會，成為愛國意識強烈的美國人。[2]

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是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而非文化多元主義

“合眾為一”是不同族群移民所建立的美國所采納的族群整合模式,是美利堅民族以及作為現代國家的美國誕生和發(fā)展的成功路徑。格萊澤和莫伊尼漢提醒他們的讀者說，“族群”和“族群文化”這樣的詞匯以及清晰強烈的族群意識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是罕見的。他們認為，在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得到強化的族群認同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沖突和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政府更多掌握資源的情況下，族群認同被當作了爭奪政治經濟利益的動員工具——以族群多元的名義，以文化多元主義的名義。[3]

文化多元主義并非沒有正面意義。在美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語境里，這一思潮起碼具備兩大建設性的貢獻。一是增加了社會在整體上對種族歧視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態(tài)度上有積極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有相應的舉措。二是民眾和學者對多樣的族群文化遺產有更多的重視和更深入的研究。正如有些學者強調的，一個特定的族群，譬如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的天主教移民在深度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進程中，并不會完全丟失由歐洲帶來的所有文化習俗。意大利裔美國婦女與父母的關系會普遍比愛爾蘭裔的美國婦女更加密切。這一現象脫離了她們各自不同的族群文化遺產就很難解釋。[4]

問題是，以文化多元主義的視角去看待和處理族群關系有天然的缺陷，尤其在立法和政策受到這一思路影響的時候，因為這樣一種觀點傾向于從呼吁平等出發(fā)，支持少數族群或其他弱勢群體在就業(y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獲得特權以及種種形式的優(yōu)惠待遇，譬如美國以關照黑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為目的的平權法案及其實施。格萊澤等學者反對種族歧視，也明確反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政策和政治，譬如大學將族裔身份看作是決定錄取與否的因素之一。他們認為這一導向并非在鼓勵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等，而是通過扶植特定少數族群的特權集團，去歧視其他的公民，即所謂“反向的歧視”，其結果是削弱公民和國家整體的凝聚力。[5] 對新移民和弱勢的少數族群，強調差異和爭取特殊待遇肯定不是進入主流社會的順暢通道。即便在文化多元主義實驗做得最徹底的加拿大，風向也在逆轉。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學者就已經在擔憂，文化多元主義強化的族群認同會引導一個社會忽略真實的社會平等和社會經濟發(fā)展問題，進而傷害到弱勢群體的利益。[6] 以文化多元的名義刻意和人為鼓勵的族群認同和文化差異，在生活已經多樣化到讓人眼花繚亂程度的現代社會，往往不是人們自發(fā)和自愿的選擇，而是強加和被迫的，會妨礙個人自由的發(fā)展；往往導致對法治和基本社會秩序的蔑視，嬗變?yōu)樗毫押头至训囊蛩?；往往與尊重人權和人的個性背道而馳。

也是在20世紀70年代，研究族群問題的一些美國學者已經注意到，當時蘇聯的族群熔合程度偏低：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58.7%的居民承認俄語是他們的“母語”，比1959年還少了0.6個百分點。[7] 而在同樣作為多族群國家的美國，英語的絕對主流地位以及移民原住地語言的迅速邊緣化，是美利堅民族凝聚力的三大因素之一。另外兩個因素是得到公民高度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以及沒有任何族群集中居住在特定地域這一事實——族群認同沒有任何地理上的屬性以及合法性。[8] 在來源多樣、族裔和文化傳統(tǒng)迥然不同的移民組成的美國，沒有任何一個特定族群長期穩(wěn)定地居住在一個特定的相對幅員廣大的地區(qū)，也沒有任何一個特定族群持續(xù)拒絕與其他族群之間的婚姻關系。英語作為公民們高度認同的共同語言，族群的混居和相互通婚，以及在地理上不存在任何具有族群特性的區(qū)域單位，都指向建構美利堅民族的真正強固紐帶：一方面，歐洲常見的民族自治傾向在美國完全沒有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得到大眾認同的美國意識形態(tài)，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了民族團結的穩(wěn)固基礎。

四百五十萬愛爾蘭裔移民如何變成了四千萬美國公民？

歷史的和實證的考察永遠會比代表特定族群利益的情緒化議論更有說服力。在美國歷史上，來自德語國家和地區(qū)的移民通常被認為是歐洲移民中融入主流社會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最值得人們深思的情況是，德裔移民不僅在抵達美國時普遍有比較高的教育程度和比較好的財務狀況，同時又是宗教信仰多元（包括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的群體，與其他群體的通婚也普遍。美國有七百萬來自德語國家和地區(qū)的移民，而在1980年的人口普查中，認定自己是德裔的美國人有四千九百萬。到美國的愛爾蘭裔移民也具有信仰多元的特征（新教和天主教），也能夠以開放態(tài)度接受與其他族群的通婚。19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認定自己是愛爾蘭裔的美國人是四千萬，而美國原本的愛爾蘭移民其實只有四百五十萬左右。[9] 認定自己是德裔或者愛爾蘭裔美國人只是一個選擇文化遺產屬性的態(tài)度，并非是要證明血統(tǒng)的純正。德裔和愛爾蘭裔美國人都屬于向上社會流動最快和最成功的族群。這些美國人的絕大多數肯定具有多個族群的血統(tǒng)，但是他們的美國認同，也就是對美國主流文化和政治價值觀念的認同是“純正”的，他們的愛國主義是美利堅民族凝聚力的見證。開放和認同主流社會是一個特定族群獲得發(fā)展的優(yōu)良基礎。

美國報人和作家奧雷斯蒂斯·布朗森（1803-1877年）是英國移民的后代，后來由新教改而信仰天主教，是徹頭徹尾的愛國者，也是移民美國化的激進鼓吹者。美國史學名家小施萊辛格認為，他的很多觀點大大超前于他的同時代人，他“非同尋常的智慧和深刻的誠實”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成為整個美利堅民族的精神遺產。[10] 布朗森到底憑什么打動了小施萊辛格？可能布朗森說給當時大批到達美國的天主教移民的這段話會打動很多美國的愛國者：

安靜地去做一個自由和平等的美國公民，以美國人的立場維護美國的利益，讓自己充滿美國人的情緒和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國家的生活洪流中，為了祖國的真正利益和光榮愿意和任何階層的其他公民們合作。如果這樣，他們的宗教絲毫也不會妨礙他們的進取，他們會因為自己的能力和成績取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影響。[11]

潘岳同志在寫給《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的序言里面說，“深沉的情感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建。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边@里所說的“情感”，按照我個人的理解，就是指認同中華民族的情感，指超越特定族群的狹隘性以構建大中華民族的行動意愿。中西古代的歷史由不同的角度給了我們這樣的啟迪。近現代世界和歐美的歷史進程也指向同樣的規(guī)律：在正確的歷史觀和民族觀引導下，加強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加強各個族群的共融和團結，而不是以文化多元主義的名義強調單個族群的特性和特殊利益，才是社會發(fā)展和文化繁榮昌盛的堅實基礎。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對中華民族“深沉的情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切實保障。

[1]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ed.,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Stephan Thernstrom, Ann Orlov and Oscar Handlin, eds.,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這些著述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料，但是歐美學者在族群和文化多元主義問題上表達見解時一般都非常謹慎和委婉，其觀點遠比筆者在這里的簡略引用要復雜和曲折。

[2] Beyond the Melting Pot, pp. 288-292, 310-315;

[3]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Introduction,”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1-26; Engin Isin, “Multiculturalism,” in Bryan S. Turner, 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7-408.

[4] Andrew M. Greeley and William C. McCready,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The Case of the Irish and Italians,”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209-235.

[5] Nathan Glazer and Reed Ueda, “Policy against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856-858.

[6] John Porter, “Ethnic Pluralism in Canadian Perspective,”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267-304; Christian Joppke, “The Retrea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Liberal State: Theory and Poli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5 (2004), pp. 237-257.

[7] Richard Pipes,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453-465.

[8] Michael Walzer, “Pluralis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781-787.

[9] Michael Hout and Joshua R. Goldstein, “How 4.5Million Irish Immigrants Became 40 Million Irish Americans: Demographic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White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1994), pp. 64-82.

[10]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Orestes A. Brownson: A Pilgrim’s Progres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 pp. 296-297.

[11] Orestes A. Brownson, The Works, vol. 11 (Detroit: H. F. Brownson, 1907), pp. 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