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國歷朝歷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積累了豐富的治吏經(jīng)驗，也帶有明顯的歷史局限。了解歷史上吏治經(jīng)驗教訓(xùn)，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

“吏者，官者，管也”。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治亂的規(guī)律表明：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吏若廉平，自然則治道興。中國古代在不同的時期對選用官吏的原則和方式進行了許多探索和實踐，留下的遺產(chǎn)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

如果說“舉賢任能”是古代吏治的組織路線的話，那么“天下至德，莫大于忠”“為政以德”則是古代官吏施政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則。歷代君主都深知，“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一能臣，不如得一盡心之臣”的道理。從先秦開始，古人在論述人才的素質(zhì)條件時，就已注意從品德和才能兩方面來考慮問題了，相繼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才行兼?zhèn)洹薄安诺录鎯?yōu)”“德行為首”“以德為本”等概念。宋代對于德才標準的認識，特別是對德、才二者關(guān)系的認識，已經(jīng)相當全面和辯證，其中尤以司馬光的論述為最佳。他有一句非常經(jīng)典的概括：“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庇小安拧弊饕劳?，“德”才能發(fā)揚光大；有“德”作統(tǒng)帥，“才”不至于走邪路。司馬光又說：“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jīng)術(shù)，其次政事，其次藝能。”

在厘清了“德”與“才”的辯證關(guān)系后，還存在著如何在實際工作中考察任用人才的問題。清代乾隆皇帝曾令群臣輪流到御前回答有關(guān)治國方略的問題。云南道監(jiān)察御史曹一士回答時說：“以臣愚見，要想使百姓安居樂業(yè)，沒有比慎選總督、巡撫更重要的了……督撫之中有賢者也有能者，其中既有賢德又有才能者屬于上等，有賢德而才能不足者次之，才能有余而賢德不足者又次之?！睆牟芤皇康年愂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條：首先，他所說的這三等人都在可用之列，上等的德才俱優(yōu)，自然要加以重用；二等的德好而才不足；三等的才好而德不足。他們與“有德無才”或“有才無德”者大不相同，因而都是可以用的，只是在使用中要明白誰先誰后，合理安排，并教育他們注意彌補自己的不足，逐步鍛煉成長為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秀人才。其次，要注意對這三類人才的排序，關(guān)鍵是把“德好而才不足者”排在“才好而德不足者”之前，這是有講究的，完全體現(xiàn)了“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

選賢進能 公正持衡

公道正派是選人用人的核心要義。清雍正四年，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御書“公正持衡”四個大字作為匾額賜給吏部?！俺趾狻本褪潜３止?，“公正持衡”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公正公平”的意思。雍正帝認為，作為全國官吏主管部門的吏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公正公平。事實上，這不僅僅是雍正帝自己的認識，而是他積累了歷史上的經(jīng)驗之談。

三國時有個叫毛玠的人，年輕時在縣里當吏員，以清廉公正聞名，后輾轉(zhuǎn)到了曹操手下做事。曹操任司空和丞相時，毛玠曾擔任東曹掾，與崔琰一起主管選拔人才的事。他所選拔的人，都是清廉正直的人。有些雖在當時負有盛名但行為與實際不符的人，始終沒有機會被選拔。當時曹丕是五官中郎將，曾親自拜訪毛玠，囑托毛玠提拔他的一個親信。毛玠回答說：“老臣我以能夠忠于職守，才僥幸沒有犯錯誤。您今天所說的這個人不在提升之列，所以我不敢照您的意思辦。”

西晉開國元勛羊祜是個文武雙全且有大德之人，深受晉武帝司馬炎器重，但他在朝中謹言慎行，從不濫用薦舉權(quán)，每次舉薦事后，他都會把手稿燒掉。在他舉薦下提拔起來的人，都不知道舉薦者是誰。羊祜病危時，曾向晉武帝推薦杜預(yù)接替自己。晉武帝問他：“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于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羊祜回答：“薦賢引能，乃人臣本務(wù)。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臣所不取也?！闭f完就去世了。在羊祜看來，向國家舉薦賢能是職守所當為，尤須公事公辦，借此讓被薦者感恩戴德，答謝私人，使公權(quán)淪為私器，有違立國之本。這就不僅是保守機密的需要，還涉及推薦選拔人才機制的純潔性問題，更重要的是，秉持“薦舉恐其人聞知”這一為官守則，能夠有效地防止薦舉者和被薦舉者互相利用，形成朋黨。羊祜因為薦賢出以公心，所以在不結(jié)朋黨方面無懈可擊，被后世奉為楷模。

求才貴廣 野無遺賢

“野無遺賢”是中國古代吏治的一個重要思想。古人認為：朝野上下，鬧市僻壤，皆有賢才，就看用人者有沒有識才慧眼，有沒有用賢之誠。意思就是說，廣泛搜求人才首先視野要廣，不論出身，不分貴賤，廣泛搜求。不管是住在繁華都市，還是住在窮鄉(xiāng)僻壤，只要確有真才實學，能夠濟世安民，就要千方百計禮聘出山，加以重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廣開賢進之路，不拘一格降人才，拓寬選人用人的視野。

漢高祖劉邦在戰(zhàn)勝項羽平定天下后，發(fā)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道由皇帝頒發(fā)的《求賢詔》。開篇第一句話就是“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切中要害地講明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根本道理。

兩漢后，凡有作為的君主都非常重視廣泛招攬人才?，F(xiàn)在我們回望唐太宗的統(tǒng)治集團，仍然受到一種震撼：人才濟濟，群星薈萃，生機勃勃，龍騰虎躍。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生動局面，從根本上得益于唐太宗的先進用人理念和開明用人政策，英雄不問來路，用人不拘一格，敢用、善用各種人才。唐代著名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任賢第三》中，列舉的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馬周等八位宰輔重臣，都是國家棟梁。魏征、王珪曾是隱太子李建成的核心幕僚，李靖、李勣則是隋煬帝、李密舊部，馬周出自家臣，岑文本起自布衣，但李世民照樣對他們信任有加、委以重任，展現(xiàn)了海納百川的博大襟懷和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宏大氣魄。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即位后，下詔“征天下賢才為守令”“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指示有關(guān)部門“以禮聘致賢士”選人。他把招賢納士作為聘任官吏的重要渠道，不分種族，皆以才為舉，明確規(guī)定蒙古人、色目人中有才能的，也同樣重用。曾有一次招聘到1900多人，最多一次達3700多人。

人事相宜 各得其所

選人用人是一門大學問，要做到依事?lián)袢?、人崗相適，并非易事。用人應(yīng)該棄人之短，用人之長，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為了做到人事相宜，古人不但主張用人所長，有時還考慮更細，根據(jù)職務(wù)當時當?shù)氐膶嶋H需要，選擇作風相合、性情相符的人來擔任，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

北宋真宗時，秦州是邊遠地區(qū)，曹瑋在知州這個職位上任職時間很久了，多次請求替換。真宗問宰相王旦誰可替代曹瑋，王旦推薦樞密直學士李及。真宗于是就任命李及擔任秦州知州。朝廷眾官議論紛紛，都說李及雖然謹慎、厚道，品行可靠，但不是戍守邊境之才，接替曹瑋將“不勝其任”。王旦聽到大家的議論也不解釋。過了一段時間，從邊境傳來了贊揚李及的消息，大家又都說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這才說出了他推薦任用李及的考慮：“曹瑋做秦州知州有七年之久，羌人對他懼怕而順服。對于邊境事務(wù)，曹瑋都已妥當處理并形成章法。如果派別人去接替曹瑋，必然為了表現(xiàn)自己聰明能干，對曹瑋的章法多所變更，從而破壞了曹瑋多年治邊得之不易的成績。我之所以舉用李及，只是因為李及穩(wěn)重厚道，一定會嚴格遵守曹瑋的規(guī)矩和處理方式而已?！甭犝邍@服不已。

元世祖年間，謀臣劉秉忠在上書中說：“賢明的君主用人，就好像高明的木匠用材，根據(jù)木材的粗細長短，按照尺寸畫線施工”，“用人做到人盡其才，則是成功之道”。明朝的開國功臣劉基也曾向朱元璋建議說：“您想要任用賢人，就應(yīng)當使人如器，只有做到避短用長，才會取得功效從而有利于國家大事。”他們講的都是一個道理：要做好國家大事，無論是打天下還是治天下，只有堅持用人所長，人盡其才，才會成功。

志不求易 事不避難

有無擔當?shù)挠職?，是中國古代考核官員政德的一個重要指標。歷朝歷代都倡導(dǎo)官員要“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意謂有志者不追求常人所能做的容易事，而是遇到難事不回避，迎難而上、敢于擔當，視為自己的職責所在，責無旁貸、義不容辭，不講任何條件和價錢，做到“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倘若為官怕事躲事、敷衍塞責，當為不為，其一生都該感到羞恥；只有克盡厥職，視死如歸，才顯愛國之心。

東漢年間，張掖郡遭遇饑荒，百姓斷糧，奸商趁機哄抬糧價，每石糧價居然高達數(shù)千錢。時任張掖太守第五訪毅然決定開倉放賑，以解饑民燃眉之急。然而，主管糧倉的官吏，害怕受到朝廷的責問，不愿承擔責任，提出是否先上報朝廷，請皇帝御批之后，再行放賑之事。第五訪肅然說道：“如果坐等朝廷批準，這些百姓還能活下來嗎？我愿意以身家性命來救助他們！”于是，第五訪邊向朝廷報告，邊下令打開糧倉放賑，使全郡人得以渡過饑荒。朝廷得知此事后，非但沒有將其問罪，反而通令嘉獎。因為第五訪的作為是急民之所急，與對朝廷的忠誠是一致的。

金朝時期，朝廷為了加強邊防，向同州征收十萬支箭，并要求用雕羽做箭尾。由于需求量大，同州境內(nèi)雕羽價格頓時暴漲，百姓負擔更加沉重。觀察判官張彀憂心百姓負擔，便與節(jié)度使商量：“箭是消耗品，用什么羽毛不可以？”節(jié)度使苦笑道：“這是朝廷的規(guī)定，我們能有什么辦法？如果要更改，也得向朝廷請示。”“同州離京師二千里，一來一回時間耽擱太長?！睆堨奥宰魉妓?，便毅然地說道：“就由我做主，萬一朝廷怪罪，一切由我承擔。”于是，張彀下令，同州境內(nèi)制作箭只不再用雕羽。后來，朝廷非但未追究其罪責，反而推廣了張彀的做法，大大節(jié)約了國家軍備費用。面對勞民傷財?shù)呐f機制，張彀為減輕百姓負擔而銳意改革，即使葬送自己的前途命運也毫不動搖。

研究歷史，并非只是為了簡單地了解歷史，而是為了以史為鑒開拓未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古代治世的吏治實踐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也注定了其具有不容忽視的歷史局限性，所以還須做到摒棄糟粕、吸取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