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國家利益，很多地下工作者，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同樣嚴格遵守組織紀律，仍舊保守組織和個人工作身份和秘密，不表功勞，甚至在“文革”中遭冷遇受迫害也絕無怨言。

先父李苦禪就是其中一位。

李苦禪與兒子李燕在畫室

1938年抗戰(zhàn)時期的李苦禪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禪是中國美術(shù)史上一位承前啟后的藝術(shù)大師，但很少人知道，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曾是一名八路軍地下工作者，不僅為抗日傳遞情報，親身參與抗戰(zhàn)，還在日寇的監(jiān)獄中扛酷刑，痛罵日本侵略者……

憤離杭州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變后，日寇侵占我東北三省，全國愛國學(xué)生開始展開各種形式的愛國、救國的革命活動，李苦禪教授總是站在杭州國立藝專的愛國學(xué)生一邊。因此，被學(xué)生們私下里稱為“赤色教授”。如有相聚開會，則互相通知“今晚到李老師那里喝茶”。

著名版畫家力群（當時名叫郝麗春），當時與一些左翼同學(xué)籌劃成立“木鈴木刻社”即選擇在李苦禪的課堂內(nèi)。李苦禪近窗佯作講課狀，卻關(guān)上教室的門，掩護學(xué)生們，秘密宣告“木鈴木刻社”的正式成立、行動計劃和木刻社的成員。

1934年，李苦禪終因以教授身份屢次支持、掩護愛國學(xué)生們的革命活動，被校方停聘。當時發(fā)生了張仃在去凌子風(fēng)家的路上，被憲兵抓住，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蘇州反省院的事件。李苦禪知道后直奔南京，托人打聽行蹤后又追至蘇州，以名畫家名教授的身份與反省院交涉說：“他們是我的學(xué)生”。并托關(guān)系了解到逮捕他二人的“底”，決定簽字作保。此事驚動了杭州藝專校長的一位“秘書”，隨即辭退了李苦禪。

回到北平后，李苦禪開始在北平北華美專任教。黃奇南、張啟仁當時均曾在北平的北華美專學(xué)習(xí)。由此他與學(xué)生張啟仁、黃奇南建立起特殊的長達一生的相互絕對信任的關(guān)系。

1935年日寇調(diào)集大批軍隊入關(guān)，威脅平津。漢奸王揖唐等組織“冀察政務(wù)委員會”，實為代表日本將華北變相“自治”的機構(gòu)。

1935年12月8日，張啟仁將前一天由燕京大學(xué)召集的各校代表會的決定——到東長安街的外交大樓，即冀察政務(wù)委員會預(yù)定成立的地點，去示威游行的信息，告知了王森然和李苦禪等教師。他們熱情激奮，表示堅決參加到學(xué)生們的游行洪流之中，這就是載入史冊的一二·九學(xué)生愛國運動。

清晨，寒風(fēng)刺骨，是北平入冬后最冷的一天。張啟仁、黃奇南和他們的老師王森然、李苦禪肩并肩手挽手，帶領(lǐng)大家高呼口號“反對華北自治”“收復(fù)東北失地”“反對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打倒帝國主義走狗”……口號聲、愛國歌曲聲震撼天地。

在行進到東長安街時，軍警用高壓水龍頭噴射游行隊伍，但大家沒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驅(qū)散，反而對軍警們展開了強大的攻勢。

1936年2月，張啟仁由共產(chǎn)黨員侯維煜介紹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擔任交通員。他把組織的一些活動也告知王森然和李苦禪先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平津淪陷投身抗戰(zhàn)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盧溝橋事變，平津相繼淪陷。日寇隨即籌建日偽政府，著意拉攏各界知名人士進入日偽單位，撐門面。時年38歲的李苦禪說：“我是個畫畫的教書匠，從來不會做官，還是另請高明吧！”不但謝絕任職之請，連北華美專和北平美術(shù)學(xué)院的教職也辭去了，因為學(xué)校已被日本人接管。

在淪陷的北平，他成了純粹的“自由職業(yè)者”。他住在西城柳樹井胡同2號小院凌家，以賣畫為生；有時候也暫住前門外的關(guān)圣帝廟，與一些戲迷朋友們相聚在“忠義千秋”的金匾之下，高唱“想起了，朝中事，牙根咬碎……”那是劉派的唱腔，高亢悲切，共抒國破家亡的哀情憤志！

報國有門，緣分就在身邊。學(xué)生黃奇南成為李苦禪與抗日連接的重要人物。

其實，黃奇南與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黃長老”是同宗鄉(xiāng)親，稱其為“伯父”。這位“黃長老”本名黃浩，他的真正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區(qū)“平津特派員主任”。黃奇南即是“黃浩情報組”的成員，負責(zé)與根據(jù)地派來的交通員接頭與傳遞信息。

黃奇南是這樣回憶的：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學(xué)校還未開課，我還常到老師家看望，這時在他家里，來了一位素不相識的人叫作袁祥峰，他原在蔡廷鍇的19路軍當炮兵，后來又轉(zhuǎn)到29路軍宋哲元部隊。北平淪陷時，他未及跟上部隊南下，通過關(guān)系找到了李老師。因為李老師平素就喜助人為樂，這時更是出于愛國大義，冒著“窩藏抗日軍人就要處刑”的危險，掩護著袁祥峰在他家中住下來，

我到李老師家時，詢問那位抗日軍人袁祥峰，今后要到哪去，他表示要繼續(xù)抗日，就動員他去參加八路軍。不久經(jīng)我伯父黃浩同志的聯(lián)系之后，就送他到冀東參加了八路軍（抗日勝利后，他曾在阜新鐵路局擔任領(lǐng)導(dǎo)）。之后李老師知道我和八路軍有關(guān)系，就要求我介紹和我伯父黃浩同志認識，說他也要到八路軍那里去。我們當時地下工作都是極為保密的，就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后頭，我在外邊放哨，他們在后邊密談，邊假裝散步游玩。這次約好我伯父和李老師第一次會面，我伯父告訴李老師，說李老師有社會地位，是搞地下工作最好的護身符，不必到邊區(qū)那里去，李老師同意了這個意見，當即表示了要參加革命，做地下工作，我伯父給他的任務(wù)是調(diào)查日偽漢奸的活動，自此以后我伯父派了另一位同志經(jīng)常和李老師聯(lián)系，伯父并把住在簸羅倉的地址告訴他，李老師以后曾經(jīng)把了解到敵人的武器倉庫等敵人的情況向我伯父匯報，積極從事地下工作。

在1993年苦禪老人仙逝十周年紀念之際，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酈曾寫了《抗戰(zhàn)歲月的苦禪大師》一文，節(jié)錄如下：

李苦禪欣然接受黨的任務(wù)，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留在敵占區(qū)的北平，積極開展工作，及時通過交通員向組織匯報所搜集的有關(guān)敵偽情報和他所做的工作。后來他時常直接來到新街口簸羅倉六號黃浩同志家，匯報交談，并閱讀有關(guān)黨的文件（內(nèi)容是當前形勢和政策等），更增強了革命必勝的信心。

下面的資料則源于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宣傳處：

當年李苦禪居住的北平柳樹井胡同2號，即曾是北平地下黨的聯(lián)絡(luò)點?？喽U先生參加抗日地下工作后，他居住的柳樹井2號就成為“黃浩情報組”的聯(lián)絡(luò)點。

柳樹井2號院子很小，小院門朝南開，南屋三間不大，很簡陋，其中的一間半是他作畫、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交通員、奔赴根據(jù)地的青年學(xué)生、外國友人等常在這兒藏身、中轉(zhuǎn)，然后轉(zhuǎn)移到根據(jù)地，奔赴抗戰(zhàn)前線。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從不打聽，也記不住都是什么人，因為他明白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有時候趕上苦禪先生手頭緊巴，為了給過路的同志湊盤纏，他就到當鋪賣了自己的衣物換錢。還有的時候，他到曉市地攤買回些舊衣服，給同志們化裝。他根據(jù)同志們的口音，換上相應(yīng)的衣服，再巧用筆墨，一番裝扮后年輕人成了老頭，讀書人成了莊稼漢，教書先生變成小商販，常常弄得被化裝的同志對著鏡子都認不出自己來。

苦禪先生一家節(jié)衣縮食，卻千方百計讓路過柳樹井的地工人員吃飽飯。有時家里的糧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賒粥，一旦賒不來粥，全家就要挨餓?？喽U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曾感慨地對子女們說：“那時候講‘愛國’一詞，真是沉甸甸呀！抗日愛國就意味著隨時準備挨餓、流血、殺頭?！?/p>

掩護同志積極工作

黃奇南在文中提到的袁祥峰是怎樣和苦禪先生認識的？在1995年10月4日袁祥峰來信中是這樣寫的：

我在八路軍385旅時，組織上問我：“利用社會關(guān)系能不能打入敵人內(nèi)部去？”我說：“可以吧，想想嘛!”后來就回到北平。回來后我就跟苦禪說，組織上給我的任務(wù)是怎么回事，他說“行吧!”苦禪千方百計想辦法給我弄了戶口，那時叫“良民證”。搞到“良民證”又通過關(guān)系給徐州治安總司令部的司令王之青寫的信。介紹我到了徐州，到了王之青那兒，他就派我到第二縱隊總部當少尉副官。（注：至今尚未了解到王之青當年的身份與其他情況。）

我現(xiàn)在到了徐州來了，怎么開展工作呢？這事兒(地下工作)掛不上不行啊!后來為工作設(shè)計，我就給北平李苦禪發(fā)信，我叫苦禪給我發(fā)電報，就說我母親死啦!讓我來北平辦喪事。他來了電報，我請的假回到北平，我從北平又到的太行。打入敵人內(nèi)部這第一步算是做到了。

后來怎么辦呢？我必須得經(jīng)常來回跑，找理由又編了瞎話兒，信中說有事讓我說是上北平，哪兒是??？我上了新四軍了!到了張家圍子。誰接待我呢？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彭雪楓在酒席宴上宣布：“我代表新四軍黨委接待你，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敵人心臟一樣?！卑?由于苦禪跟我在那時配合得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禪哪!那時候就是抗敵嘛，愛國主義嘛!犧牲不是問題!

苦禪仍留在北平，他給黨做了一些有益的情報工作，所以使我們黨在地下做工作很順利。這個環(huán)境下苦禪是很艱苦的，也是很危險的啊!

在錄制《愛國藝術(shù)家苦禪大師》期間，袁祥峰來京，欣然接受了電視采訪，我也有較多機會向他問及當年地下抗戰(zhàn)的事情，雖屬片斷，也覺得挺有歷史價值。袁祥峰老人提到在北平淪陷時期，他不可能總躲在李苦禪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樹井胡同2號，那樣反而令人生疑，也不能展開工作。

他經(jīng)常外出，回來時，如看到門關(guān)著，就是“家里沒人，不必叩門”。如門開著，迎門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掃帚，就是“有可疑情況，不可進門”，于是匆匆走過去。如果開著門，沒有掃帚，就是“沒事，可以進來”。這是他與我父親當年約定的暗號之一。

身陷囹圄堅貞不屈

魏隱儒先生是李苦禪先生的弟子，很早就追隨他學(xué)畫。魏先生長期在中國書店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專家。他于1989年在海外《中外雜志》三月號第45卷第三期發(fā)表了文章《熱愛祖國慷慨好義》，提到了父親的被捕經(jīng)過：

1939年5月14日黎明飛來橫禍，這天我恰留在先生家。一身著中國黑大褂的日本憲兵，越房入院，踹開屋門，不問青紅皂白，搜身后將我?guī)熒靡桓辩備D綁架上了卡車，作為八路軍重要案犯，關(guān)押在沙灘北大紅樓底層憲兵隊牢獄中。

師生備受酷刑，棍打、鞭抽、灌水、壓杠、火燎，刑訊逼供，罪名是“勾結(jié)八路軍”。抽得我皮內(nèi)出血，昏迷過去。先生是個硬漢子，面對敵人破口大罵，堅貞不屈，用盡了各種刑具，也未逼出任何口供，因案情重大，硬是判成死刑。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jù)，最后刑訊壓杠子時鐵鏈折斷，據(jù)說他們迷信，從此不再用刑，改用交朋友方式，想放長線釣大魚。先生和我都經(jīng)住了這種嚴峻的考驗，發(fā)揚了民族氣節(jié)。日寇考慮到先生的社會影響，又查無實據(jù)，于是無條件地將我們先后釋放。

著名電影藝術(shù)家凌子風(fēng)曾與李苦禪一起生活，他說：“日本人把他抓起來，抓起來以后，受了很多罪，灌辣椒水，打呀!幾乎要了他命呀!”

凌靖(高級工程師——凌子風(fēng)五弟)回憶說：“當年我們一看他渾身打得都腫了，浮腫了，身上這兒紫一塊那兒青一塊，那兒流著血，反正是打得相當厲害……那時候什么樣罪都受過了，往指甲心兒里面插竹簽兒，那是很疼的，再有就是灌涼水，往鼻子里灌辣椒水，昏過去，死過去多少次，潑涼水激醒了之后，再審問。至于打，那就是家常便飯。”

凌子風(fēng)說：“他就堅持不給日本人干事情，不給日本人畫畫。一直到日本投降，生活很苦，但他是個硬漢子，這個人是一個真正的藝術(shù)家，是了不起的藝術(shù)家。”

至今，我們還保留著一段苦禪老人的錄音：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我就到廟里去住，日本事情我不做。我這個地下工作只是個人義氣，是革命的義氣。日本人夜里就逮我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了。在哪兒呢？在沙灘兒紅樓，50多年前我在那里上過課，文學(xué)課，文科大樓，下邊是地下監(jiān)獄，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壓杠子壓了一次，壓杠子，都死了，澆涼水，通身很涼，一潑水就緩過來了。

那里每天8點鐘上堂，下午是1點鐘上堂。他們要槍斃的人，禮拜六就提出來到別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上村)問我：“苦禪先生，今天禮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說：“上村!你們殺人的法子不是四個嗎？一狗吃，二槍沖，三活埋，第四是砍頭，你盡管用吧!我不怕這個!”

賣畫酬資援助抗日

苦禪老人晚年提及當年的艱苦，曾說過“共產(chǎn)黨是最窮的黨，什么工作經(jīng)費也沒有??！全要靠自己想辦法去籌集呀！我沒別的本事弄錢，只有靠賣畫掙錢籌集呀！”

1938年1月，一位叫郝冠英的女生來到李苦禪的小南屋，對他說，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李又常（又名李續(xù)剛）交給她一項緊迫的任務(wù)，就是春節(jié)前護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費，必須在5天內(nèi)籌集2000元現(xiàn)款。要知道，當時4元錢可以買一袋面粉，2000元可不是個小數(shù)目。

李苦禪一聽，就笑著說：“你可來巧了。我在天津辦的畫展賣了2000多塊錢，昨天我的學(xué)生魏隱儒才送來，你拿去吧！”郝冠英接過錢，感激地說：“二哥，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謝謝你。共產(chǎn)黨不會忘記你的貢獻。”

其實，李苦禪自己也記不清為地下黨組織籌集過多少次經(jīng)費。1939年隆冬，寒風(fēng)凜冽，李苦禪身著單薄的長袍，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法租界濱江道永安飯店，舉辦“李苦禪畫展”。一時間永安飯店門庭若市，還沒正式開展，展出的60%畫作就都有了主兒。7天的畫展結(jié)束后，李苦禪立即讓“黃浩情報組”成員把錢取走，給地下組織當經(jīng)費。為了御寒，父子倆只買了頂帽子、一條圍脖兒，兩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轉(zhuǎn)年夏天，李苦禪又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賣畫。10天內(nèi)所有字畫被搶購一空。李苦禪父子守著賣畫巨款，分文未動，又以同樣的方式迅速把錢交給前來取款的“黃浩情報組”成員。幾次來津獻藝賣畫，使李苦禪名冠津城，但無人知曉賣畫巨款的真實去向。

苦禪老人曾奔走多處辦展賣畫，難以盡述，因為實在難以一一找到歷史紀錄。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九三學(xué)社冀勤女士提供一篇寶貴的回憶文章中記錄道：

李苦禪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畫家，有關(guān)他的傳記和紀念文章已經(jīng)不少，似乎都沒有提到1942年4月2日至4日在濟南普利門外青年會舉辦過的那次畫展。

那次畫展展出的作品，按編號、品名分列，計有群鳩、枯木蒼鷹、芙蓉小鳥、白梅喜聲、松鷹、鐵樹荔枝、蝶戀花等，共64幅。

每幅均有標價，其中最貴的一幅是《松鵲》，300元；最便宜的兩幅是《墨竹》、《美意菊華》，均為70元；可能都是當時使用的聯(lián)合幣。

家父冀蔚懷先生當時是苦禪先生的摯友，為了這次畫展，曾代替周子寅氏寫了一篇《贈苦禪》，印在畫展目錄的背面，贈給每一位參觀者。文中說：“李苦禪先生是當代畫壇上的一大權(quán)威，他的地位非只幾個學(xué)者名流鼓吹起來的，真是以其個人深沉的智慧與有力的筆創(chuàng)造出來的?！保ㄔd于1990年2月9日《人民日報》）

李苦禪先生的愛國情懷和大義凜然的行為作風(fēng)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學(xué)生們，在1980年4月的一天，李苦禪忽然收到了一封當年由他親自送往抗日邊區(qū)的“小姑娘”的來信：

苦禪老師：您好！恐怕您不記得我了，我這樣稱呼您，是因為曾得到過您的幫助。倒回去40多年，大約是1938年夏天，一個窮學(xué)生念不起書，想找革命出路。那時還是一個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過您的經(jīng)濟援助。在臨去解放區(qū)的頭幾天，您還為我們餞行，請我們吃了火鍋。當時有余鑫元、文敬之，不知您還能記起來嗎？參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隊文工團當演員。解放后，我一直在東北工作，我今天58歲了。前幾天在電視里見您老，仍老當益壯，正揮毫作畫，我不禁感慨萬千。

歷史公平不忘故人

在新中國成立后，李苦禪再也沒見過黃浩同志，可能有緣，“文革”后期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酈與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溝大院。

在李苦禪去世后，她說：“是我父親發(fā)展了李苦禪先生參加了地下抗戰(zhàn)工作———是那時期父親黃浩在文藝界知名人士中發(fā)展的唯一地工人員?！彼种钢鴺情T前草地上擺放的一塊石刻橫匾“趣園·天涯怪客”說，這是黃浩同志親筆寫的，刻好之后鑲在百花深處胡同，以便前來接頭的同志辨識。在“舊城改造”中此處被拆，她便把這塊革命文物運到了南沙溝大院，至今仍露天置于草地上，經(jīng)風(fēng)沐雨。

2011年7月22日《北京晚報》第一次披露《百花深處》：“緣起：百花深處，不光有面容安詳?shù)睦先?，還有勇赴國難的征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平西情報組系統(tǒng)的黃浩地工組就活躍在百花深處?！笔状慰橇它S浩、王佩芝夫婦的合影，還配有文字“在胡同深處，黃浩地工組成員李慶豐和家人秘密為八路軍制作急救包”。而透露的主要功績僅是如標題所刊《白求恩開藥單地下黨四處找藥》。

2013年第九期《百年潮》發(fā)表文章《李苦禪一段鮮為人知的革命經(jīng)歷》，首次披露了：“李苦禪既是一位寫意畫大師，也是一位愛國人士，他的地下革命生涯故事至今鮮為人知?！?jīng)過黃騏良介紹……李苦禪接受了黃浩的建議，從此成為‘黃浩情報組’的一名成員……他居住的柳樹井2號就成了‘黃浩情報組’的聯(lián)絡(luò)站……交通員、奔赴根據(jù)地的青年學(xué)生、外國友人等，常在這兒藏身，中轉(zhuǎn)，然后轉(zhuǎn)移到根據(jù)地，奔赴抗戰(zhàn)前線，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從不打聽，也記不住都是什么人，因為他明白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本文作者李燕為李苦禪先生之子、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