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因為撒謊，她抽打了養(yǎng)子，卻不曾想自己因此丟了工作，進了監(jiān)獄，還成了眾人口中的“惡母”。一年后，出獄的她，第一時間更想知道的是，養(yǎng)子還愛不愛她，還想不想跟著她生活。讓李征琴高興的是，孩子還是選擇了跟她一起生活，然而，在“南京虐童案”的標簽下，即便是孩子及其親生父母都同意，被剝奪了監(jiān)護權的李征琴，也難以逾越法律門檻。（3月23日《新京報》）

自國家未成年保護法頒布實施以來，沒有任何一起案件能夠像南京虐童案一樣，從發(fā)生到判決再到“惡母”出獄后的“大團圓”，一直受到媒體和社會輿論的關注與熱議。也被本案主審法官稱之為“司法保護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

受傳統(tǒng)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即使在現代社會，仍有不少家長信奉“棍棒教育”，在疼愛和滿足孩子一切需求的同時，一旦發(fā)現孩子違抗家長意志或出現較嚴重不良行為，一些家長便難以克制，正如虐童案中孩子生母所說的那樣，“手邊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很多孩子也正是因為“懼怕”父母這種懲罰，才不敢輕易有出格行為。這也是本案中“受虐”孩子一直認為養(yǎng)母是為自己好的原因所在。盡管社會對這種教育方式爭議不斷，甚至是與現代文明教育理念格格不入，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積極意義，畢竟既有不少孩子在這種教育方式之下最終走向成功。

良法需要在具體的執(zhí)行中才能得以體現，兒童的人身權利受到侵犯，無論侵犯者來自社會還是父母家長，依法受到懲處體現的是兒童保護法的正義。但如果這種保護給受保護兒童帶來次生傷害甚至是次生災難，無論如和彰顯法律正義，卻不能凸顯“良法”的內涵。就本案而言，養(yǎng)母李征琴的實質行為顯然觸犯了國家未成年人保護法，依法應當受到處罰。但從李征琴的心理和目的來看，非但不是出于對養(yǎng)子的“虐待”，還是對他傾注母愛和促使其學習成長的一種表現方式。而來自社會的諸多譴責基本都是建立在對養(yǎng)母身份的“陳見”乃至偏見的前提下，看到孩子受到的傷害表象才群起義憤，而司法的及時介入從某種角度來看，也是在“迎合”這種社會心態(tài)。因此可以看出，“養(yǎng)母身份”才是李征琴被法院判處6個月和被剝奪監(jiān)護權處罰的內在原因。正如有些網友所說的那樣，如果寶寶生母出現這樣的行為，最終結局可能就會是另一種版本。

據該案二審主審法官徐聰萍自己解讀，該案反映了社會傳統(tǒng)教育理念與現代法治文明的碰撞，體現了家長威權主義思想與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護理念的沖突。并據此認為該案是“司法保護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然而在筆者看來，該案更應該成為值得“反思”的典型，任何一部法律，尤其是保護未成人的法律法規(guī)，既要彰顯出他本身的公平與正義，也要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體現出他的良法內涵，既然保護未成年法規(guī)要體現出對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更要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在著眼案件本身的同時，盡最大努力來消除因案件處理給未成年人帶來的次生傷害和影響，尤其要防止由單純執(zhí)行法律而給保護對象造成連帶性傷害。（朱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