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成本：從“半斗米”到“半條命”

　　結婚，對兩個相愛的年輕人來說是甜蜜的，但這份甜蜜有時會變得沉重。買房、買車、拍婚紗照、辦婚禮……每一項“甜蜜因子”的背后都需要大筆資金的支持。“婚不起”，已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共同感受。

　　29歲的孫靜和老公都是北京人，2013年結婚。孫靜說，不包括結婚用房在內，他們結婚總共花費20多萬元。其中，在一家三星級酒店辦酒席花費7萬多元，給婚慶公司3萬多元，首飾鉆戒等3萬余元，婚紗照6000元，婚服婚鞋大概5000元。蜜月旅行去的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花費2萬多元。

　　孫靜說，其實她個人不太在意結婚一定要辦酒席，“但是父母還是更希望他們舉行婚禮，覺得這是傳統。辦酒席為了滿足父母的心愿。”

　　在杭州某高校當老師的高琳玲，談起她在2012年的 “馬拉松”式婚禮，直說“‘婚不起’，真是‘婚不起’，把所有程序都走完，差不多像是被剝了一層皮”。

　　“一開始就為花銷發(fā)愁。”當時他們收入相對偏低，家庭資助有限，結婚主要靠兩個人自己。兩人粗粗做了一份預算，準備10萬元左右搞定這樁喜事。

　　喜事到頭來并不全是喜悅。“累！”這是琳玲總結的第一個關鍵詞，因為兩人老家與工作地分屬三省，3個月里，小兩口分別跑了山東日照、陜西咸陽、浙江杭州三個地方，光單趟就要4000公里。而且在山東老家和杭州各走了一趟婚慶常規(guī)程序，在陜西則按當地風俗在村里熱鬧了幾天，都不是省事的活。

　　第二個關鍵詞自然就是“貴”。光杭州擺的15桌婚宴就花了6萬多元，再加上5萬元的煙酒、近2萬元首飾、親戚來杭州參加婚禮加游玩的近3萬元接待費，最后跑完這場婚禮“馬拉松”，小兩口整整花了21萬多元錢。

　　“相當于我們兩個人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在結婚過程中，兩人找朋友借婚車、沒有買鉆戒，一再告訴自己要省一點再省一點，但是另一方面，“畢竟一輩子就結這么一次婚”、“不體面的話，親戚、朋友、同事難免說閑話”等聲音一再充斥耳邊，最終，兩人的支出一次次超出預定范圍。

　　結婚時如果將婚房算在內，成本就會更高。在北京一家傳媒公司上班的王爽今年27歲，來自河北邢臺農村，已在北京生活了11年，老公也是河北人。王爽2010年在河北農村老家結婚時，包括在農村自建的房子在內，總共花費35萬左右。在農村自己家辦酒席6萬多元，三金1萬元，彩禮3萬元。談到當年蜜月旅行去了哪兒時，王爽嘆了口氣：“沒有蜜月，因為要掙錢。”

　　據網友計算，中國人的結婚成本30年來增長了數千倍。在高昂的婚戀成本之下，年輕人結婚方式選擇的兩極分化日趨明顯。一部分人選擇啃老，另一部分則直接選擇裸婚。

　　“結婚錢父母出”已經成為很多新婚夫婦應對巨額花銷時的首要選擇。近年有關統計數據顯示，近一半新人結婚費用的20%至60%來源于父母支持；其中更有14%的新婚青年，其結婚消費的80%至100%靠父母資助。

　　有網友感慨：爺爺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媽媽只用了“半頭豬”，而我結婚卻要了爹娘“半條命”！

　　“當結婚逐漸成為一種奢侈，應該引起整個社會的警惕和反思。”有網友指出，面對暴漲的結婚成本，年輕人結婚要量力而行，有什么條件就結什么條件的婚，愛情不需要盛大的婚禮來證明，“瘦婚”、“裸婚”都是可行的；家長也不要盲目攀比，畢竟家庭和睦不在于一時排場，不要因為一場婚禮而給新人增加沉重的負擔。愛情珍貴，但婚姻不該真貴。

　　買房：年輕人最沉重的夢想

　　在北京許多地鐵車廂內，總能發(fā)現五顏六色的售房傳單。這些輕飄飄被踩在腳下的紙，成為壓在很多年輕人肩上最沉重的夢想。

　　高房價之下的許多北京普通年輕市民，要買房也得走父母資助和將來自己還貸這條“必經之路”。

　　孫靜說，他們兩口子雖然都是北京的，但住房條件并不是很好，房子不大，還要跟父母擠在一起住，所以孫靜更希望有一套屬于自己的住房。他們最近在申請北京石景山和門頭溝地區(qū)的自住型商品房。

　　孫靜更希望能申請到門頭溝的房子，因為那里的房子比較相對便宜一些，二居室大概200萬。她說，將來如果中簽，房子的首付肯定是需要父母幫助，然后自己還貸。

　　楊凡今年32歲，山東人，在北京已經有10年了。楊凡說，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北京有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但高高的房價一直讓他望而卻步，直到北京市出臺自主性商品房政策后，楊凡看到了希望。

　　楊凡是第一批申請自住型商品房的人員，更幸運的是，在2014年6月他中簽了，房子位于北京市朝陽區(qū)的四環(huán)與五環(huán)之間，22000元/平米，總房價160萬元。房子的首付款大部分由家人承擔，小部分自己承擔，剩下貸款自己負擔。楊凡現在每月還貸4000元，“自從開始還貸以后，明顯的感覺什么都不敢買了，生活的品質也降低了，不敢任性花錢了，買東西只注重價格便宜和性價比。”

　　雖然房子給楊凡帶來不小的負擔，但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他終于不用在北京“漂”著了，將來也可以把父母接過來住。

　　“2016年6月30號，我就可以拿到房子的鑰匙了。”楊凡很得意。

　　在北京賺錢 回家鄉(xiāng)買房

　　還有一些年輕人從家鄉(xiāng)來到北京打拼，最大的愿望便是在北京賺到足夠的錢，回家鄉(xiāng)買套房子。

　　對于是否考慮在北京買房，王爽的態(tài)度很明確：“依我們的收入水平來說，北京的房子實在是買不起。”她想著在北京跟老公辛苦幾年，將來回河北邢臺老家買房。“在老家買房也大概需要五六十萬，首付大概也得需要二十多萬，還得讓父母幫助，剩的錢貸款，將來自己還貸。” 說到這里，王爽有些惆悵。

　　陳晨是一家主營高校教材教輔的小型連鎖書店店長， 2012年從河北邯鄲老家來到北京淘金。“工作上的熱情很大一部分來自買房子的愿望，現在每個月差不多能存2000塊錢，我準備五年之內在老家買一套至少100平方米的房子。”2013年時陳晨給自己定下了目標。

　　張庭跟陳晨有著相似的想法。“在北京買房子？我連想都不敢想。”張庭2013年3月在重慶墊江老家的縣城買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總價50萬元的期房，首付30%，未來10年每月要還4000元的貸款。

　　買與不買之外，還有第三種選擇

　　在房子這座“大山”面前，毛峰決定繞道而行。他說，即便每月要付幾千元的租金，也不會考慮買房子。2011年，毛峰畢業(yè)那年，北京五環(huán)內的房價就已經漲到3萬多元一平方米，“我覺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買得起房子，從此不再想這事，也不焦慮了。”

　　“買不買房，歸根結底還是錢的問題。但除了父母贊助，年輕人哪兒來這么多錢？”他的圈子里，父母代付首付的現象挺普遍。毛峰卻說，基于家庭的經濟能力，他不會接受這種做法。“我也不羨慕用家里的錢買上房子的人，只有用自己掙的錢買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按揭像個黑洞，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樂趣和享受都掉進去。”沒有房貸的負擔，他本人是各種聚會的?？停€不時買票觀看現場演出，或是聽上幾場音樂會，“日子過得很滋潤”。

　　毛峰坦言，“不買房”的選擇確實不是主流。他畢業(yè)留在北京的同學們，大都把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視作必須。他的家人也說，既然在北京工作，還是應該在合適的時候置一處房子。

　　近期，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如果要背沉重房貸，過半90后大學生或職場新人寧愿不買房。若有一筆相當于住房首付款的資金，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會選擇創(chuàng)業(yè)，或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不是買房。

　　房價高、收入低、不愿房貸壓力影響生活質量、家里有錢不缺房……這些，都可能成為90后們不買房的理由。也許，買房不再成為年輕人最為重要的人生選擇，如果有錢，他們更愿意創(chuàng)業(yè)，或者做其他有成就感的事。

　　養(yǎng)家：“老奴”+“孩奴”

　　在全面迎來“421家庭”的今天，養(yǎng)老又養(yǎng)孩的壓力，著實給當代青年出了一道難題。

　　在國內一些知名網站的育兒論壇，很多年輕爸媽都在“曬”自己撫養(yǎng)孩子的成本，每月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除了必要的衣食住行類支出外，還有嬰兒寫真、保姆開支、幼兒園學雜費、早教課和補習班等額外費用，越來越多的年輕家長感嘆撫養(yǎng)孩子已成了“甜蜜的負擔”。

　　王爽有一個三歲的女兒，在河北老家由父母幫著帶。“在老家會省很多，像孩子一年的幼兒園的學費大概是2600元，每月再給父母1000元的生活費。”等孩子將來再大一點，還要給她報一些興趣班，這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王爽說：“現在父母身體都健康，還能幫著我，給我減輕了不少負擔。所以我現在最擔心父母生病，如果父母一病，將面臨更多的問題，所以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老人健康，自己能在北京多掙點兒錢。”

　　王爽笑著說：“以前買東西的時候，只要價錢不是特離譜，喜歡就買；現在買東西基本就是網購了，只挑實惠便宜的買。”

　　小王和妻子幾年前從湖北到廣東惠州工作，已事業(yè)有成。作為家里的獨子，他非常牽掛老家的父母。

　　他說，因老婆也是獨女，婚后就一直想著把雙方父母接到惠州來一起生活，因種種原因一推再推?，F在兒子快兩歲了，工作生活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可是老人的年齡也越來越大，一方面是養(yǎng)老的精神壓力，一方面是養(yǎng)兒的生活現實窘況，上下兩代的壓力讓他疲憊不堪。

　　和小王一樣，如今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里，獨生子女們將不得不面對父母的養(yǎng)老問題。他們不僅有“養(yǎng)不起小孩”的憂慮，還要直面“養(yǎng)不起父母”的危機。他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不太敢去旅游，因為開銷太大；看著商店里的貴價貨很喜歡卻不敢買，因為手頭缺錢……

　　專家：政府和社會應“替兒女盡孝”

　　時事評論員曹景行在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訪時表示，社會要負起責任而不只是讓年輕人來承擔照顧父母，首先應該延長有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工作時限，而不應該一刀切地實行所謂退休制度。同時，需要發(fā)展完善的社會保險網絡，完善社會服務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唐鈞認為，中國社會仍然要提倡“孝文化”，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主要是體現在精神文化和倫理道德的層面上，因為子女對老人的“精神慰藉”，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在物質層面上的家庭保障，必然要逐步為社會保障所取代，這就是要由政府和社會來“替天下兒女盡孝”。(半月談網記者王靜，綜合人民網、新華網、中國青年報、廣州日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