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批史料信札亮相匡時夏拍

阮毅成夫婦像

　　一批民國年間重要文獻資料亮相于北京匡時拍賣。據(jù)該拍賣公司負責人介紹，這批文獻資料主體為上世紀四十年代各位軍政界要員、學界耆宿及文苑雅士寫給阮毅成的信札，總計120余人、290余通。其中陳叔通所致31通、沈鈞儒所致32通。此外有馬敘倫、馬寅初、張伯苓、張宗祥、柳詒徵、梅汝璈；豐子愷、潘伯鷹、沙孟海、陳之佛、田漢、歐陽予倩；陳儀、沈仲九、貢沛誠、杜偉等多位名人墨跡。

　　信件內(nèi)容多有涉及治國大略，民國時代金融、地產(chǎn)、交通、人物往來等多項信息涵括其中。梅汝璈赴日本之前寫給阮毅成的信，可謂是對“東京審判”之行的自白書，有重要的歷史資料價值。陳儀的一通信尤為珍貴，1948年6月，陳儀復(f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規(guī)勸老部下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起義。湯密告蔣介石，陳儀被免浙江省主席職，遭逮捕，后被殺害。信是陳儀寫給沈仲九的，說“阮毅成如能來臺，會是一個很好的幫手”，原信雖已被剪斷，但所涉及的當是重要事宜。陳叔通有一通信寫于建國之后，收信人為第三者，陳叔通托此人轉(zhuǎn)告在香港的阮毅成可以放心回大陸。一張著名革命人士、收藏家何遂送給阮毅成的《仿元人山水》小畫，極為少見。一件郭沫若的《五光圖》手稿，記述了民國一段趣事。1938年郭沫若與于立群抵武漢，次日，葉挺把他們從旅館接到太和街26號新四軍辦事處。郭沫若與葉挺、陳銘樞、黃琪翔、張發(fā)奎歡聚，敘舊議新，一同合影戲題為《五光圖》。

　　阮毅成（1904－1988），字靜生，號思寧，浙江余姚人。其父為民國著名法學家阮性存，曾積極推動立憲。阮毅成在五四時期便活躍于歷史舞臺，曾與郁達夫、徐志摩等為校友，創(chuàng)辦浙江最早的新思潮刊物《明星》等。1938年，經(jīng)陳果夫、朱家驊共同推薦回浙江任省民政廳長，是當時最年輕的廳長?？箲?zhàn)勝利后擔任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去臺后，歷任行政院設(shè)計委員、總統(tǒng)府秘書主任等職，頗得蔣介石青睞。

　　以下介紹一些此次將被拍賣信札的內(nèi)容：

梅汝璈致阮毅成手札

　　梅汝璈致阮毅成信

　　梅汝璈以代表中國參與“東京大審判”，并為中國贏得榮譽和尊嚴而聞名于世。1945年12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對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進行審判。當時的中國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tǒng)帥總部的通知，經(jīng)過慎重選擇，決定指派42歲的復(fù)旦大學教授梅汝璈博士為中國法官。1946年1月28日，盟軍總部公布了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國法官名單，梅汝璈位列其中。而這封《一月廿二日書》即是寫于1946年1月22日，為梅汝璈赴日之前所寫，可謂是赴日前的自白書。梅汝璈對阮毅成說“弟奉派赴日非出己愿，一再請辭，均未邀準。只有勉為承乏，刻正摒擋一切。預(yù)計下月初（大約十號前）當可赴滬，在滬擬作一周或一旬之逕留，以便治裝訪友。”在給阮毅成的信中，梅汝璈坦露心聲，對于東京審判最初是一再請辭的，在未獲批準后，便決定以“摒擋一切”的念頭赴日。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從復(fù)旦大學附近的江灣軍用機場出發(fā)，乘坐一架美國軍用飛機飛往日本東京。最后，歷經(jīng)兩年半的審判，經(jīng)梅汝璈慷慨陳詞和據(jù)理力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通過了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嚴正判決。

陳叔通致阮毅成手札之一

　　陳叔通致阮毅成信

　　陳叔通在《七月廿五日書》中就土地重行測量一事對國民黨當局表示不滿，“近更有登記事發(fā)生，弟最不解政府何以專與民為仇。國土原為政府所發(fā)，何以亂后又須重發(fā)。政府猶是蔣政府，不但民國未改也。”陳叔通將個中原因陳述己見，并向阮毅成建議到：“兄能否陳諸沈主席，如出于中央，亦可力爭，但限于亂后遺失圖照，或有移轉(zhuǎn)，則須登記較為合理。淪陷為守土者之責，人民不問罪，反以種種歧視加諸人民，古今中外所未有，民變有可能非機關(guān)槍所能壓制。沈主席賢明愛民，兄姑以此轉(zhuǎn)陳何如”。陳叔通說如土地登記是浙江省主席沈鴻烈（1882-1969）的提議，沈主席賢明愛民，應(yīng)該能聽進去自己的建議，而如果命令是來自于南京政府，陳叔通勸阮毅成應(yīng)據(jù)理力爭，如引起民變，則有可能非機關(guān)槍所能壓制。

馬敘倫致阮毅成手札

　　馬敘倫在《六月一日書》中就恩師墓被盜掘一事，向阮毅成反映情況，請求設(shè)法緝拿兇手。“吾浙比年盜墓之風極為橫熾，止以常法罰，雖不足蔽辜，而宵人遂無所畏耳。戚友之家遭其禍者所向已非一二，乃今得敝師陳介石先生之世兄來書（原書附覽），告以介師及其太夫人之墓竟被盜。弟辱在門下，聞之酸楚。介師清末長吾浙諮議局，與尊先公同事有年，用敢奉乞吾兄鼎助，設(shè)法輯兇到案。嚴儆以止盜風”，信中說的陳介石（1859-1917），名黻宸，后改名芾，學者稱瑞安先生，浙江瑞安人。與宋衡、陳虬并稱為“溫州三杰”。民國成立，選為眾議員，兼北大教授，是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第一人。馬敘倫向阮毅成反映浙江盜墓之風猖狂，竟致先師墓被盜，酸楚之情，無可名狀，頗有王羲之《喪亂帖》“先墓再離荼毒”之痛。

豐子愷致阮毅成手札之一

　　豐子愷致阮毅成信

　　豐子愷信共有三通，“十二月廿五日”信寫在“緣緣堂畫箋”，當時豐子愷人在蘇州。信中商談校舍一事，“惟陶先生在四川尚有農(nóng)產(chǎn)科學生一班（十余人）即將復(fù)員，在校舍未定前，亦擬暫借地藏庵開學，故警察能全部讓出，最為公私兩便。”另外一通“十二月廿七日”信寫在“緣緣堂用箋”上，代老同學求職。“緣省立嘉興師范（在平湖）校長因事辭職，弟有老同學黃慶瑞兄（現(xiàn)任教廳省視察，前與弟同班畢業(yè)于第一師范，后與鐘伯庸兄同在上海大學畢業(yè)），于當?shù)禺斝ｎH有人望，擬承其乏，欲借助鼎力，向李廳長推薦，懇其委任。”這里說的鐘伯庸曾任杭州教育局局長，和豐子愷一起做過明遠中學的校董。黃慶瑞應(yīng)即黃克丕，字慶瑞，1898年出生，原南壟人（后遷居杭州嘉興府嘉善縣），民國期間曾任平和縣教育局局長。這三通信不見于《豐子愷年譜》所載，能補豐子愷交游與行蹤所缺。

　　馬寅初致阮毅成信

　　馬寅初這封信寫于《中國經(jīng)濟學社》箋紙上。中國經(jīng)濟學社成立于1923年，是以研究中國經(jīng)濟問題、推進經(jīng)濟學術(shù)發(fā)展為宗旨的學術(shù)團體。在1927年的第四屆年會上，馬寅初被選為社長后，始創(chuàng)辦《經(jīng)濟學刊》，籌設(shè)研究基金，并將每年的年會作為展示學術(shù)研究成果、進行學術(shù)交流的重要陣地之一。學社作為民國經(jīng)濟學界的英美派,其學術(shù)和思想居于當時社會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國時期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并影響到新中國的人口論。這一重要經(jīng)濟學術(shù)團體，今日學界對之卻了解甚少。而這張箋紙上對于中國經(jīng)濟學社成員的介紹，囊括社長、副社長、理事、書記、會計、編輯主任、出版主任、基金保管委員、基金會計，可謂一目了然。